荷里活性侵案｜為何女性不團結對抗？韋恩斯坦案受害者自白

一九九六年，當Ashley Judd快三十歲時，正往明星之路發展，演過《盜火線》（Heat）和《殺戮時刻》（A Time to Kill），她在洛杉磯的一場活動上遇到溫斯坦（另譯「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當這位製作人表示想與Ashley Judd碰個面，她以為他們會討論公事。他們打算在比佛利山莊飯店中面的波羅廳（Polo Lunge）餐廳碰面，Ashley Judd這麼認為。她沒有多想。她的父親當時與她同行，她也在這場活動上介紹兩位長輩認識。「連我自己的父親都沒有料到會發生這種事，」Ashley Judd說。（本文節錄自《性、謊言、吹哨者：紐約時報記者揭發好萊塢史上最大規模性騷擾案，引爆 # MeToo運動的新聞內幕直擊》。）

文：Jodi Kantor、Megan Twohey（《紐約時報》的調查記者）

當她抵達飯店，她被指示要在一個房間裏與溫斯坦見面，他在那裏準備了一瓶香檳，下面還鋪着冰塊。她只喝了幾口。他們說了幾句不重要的事，然後「我盡快讓自己離開那裏，」她還記得當時有點懷疑他要做什麼。

幾天後，他又寄了另一封邀請，這次是約在比佛利山莊的半島酒店的早餐會。Ashley Judd心想，那麼早見面，應該一定是安全的……

要靠說這句話才能脫身　Ashley Judd遭韋恩斯坦性侵詳細經過（點圖放大閱讀）▼▼▼

他離開後，她告訴另外兩個人在洛杉磯飯店房間裏發生的事。她們說，那是他的問題。他總是提出那一類的要求。他也對她們做過類似的事。Ashley Judd問其他兩人，為什麼這些女性不團結起來對抗溫斯坦？Ashley Judd說：「我不懂為什麼我們每一個人都這麼怕他。」然而，《筆姬別戀》（Frida）是莎瑪希恩工作的心血，是溫斯坦製作的，而他有權力隨時喊停。

在與Ashley Judd長達一小時的電話中，調查重點偏離了一點。她描述幾年前，有一群女明星就已經指認出溫斯坦令人困擾的行為。她說，他是一位權力很大的老闆，他假託公事會面的機會，試圖施壓女性與他產生性互動，但沒有人為此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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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ley Judd的成長過程，可以用「孤獨」來形容。她出生於一九六八年，本名為艾殊利西米內拉（Ashley Ciminella），她的父母很早就離異。她的母親當時是一位業餘音樂家，在家裏練習和聲，做過服務生與祕書的工作來養家餬口。在她高中畢業前，曾在四個州讀過十三所學校，每次都和朋友失去聯絡。她極渴望有玩伴，甚至想出一個仙女角色來陪她。三年級之前，「我會為自己準備餐點，例如從盒子裏拿出博雅迪廚師牌的比薩、從零開始做自己的巧克力脆片、甚至開學第一天就自己走路去搭校車，雖然我不確定我該去哪裏，」她在她的回憶錄《甘苦歲月》（All That Is Bitter and Sweet）裏這麼說。她寫道，她在童年不斷重複的一句話是：「大家都到哪裏去了？」

成長過程中，她被猥褻過好幾次。小學時，有一個老人說要給她二十五美分玩彈珠機，如果她願意坐在他的大腿上。「當他突然用手臂夾住我，用力抱住，把他的嘴巴罩住我的嘴，並把他的舌頭伸進我的嘴巴深處，我好震驚，」她寫道。她告訴本應照顧她的大人，但他們不相信她。她說，高中時有一年夏天，她在日本擔任模特兒的工作，她被老闆性騷擾，又被一位認識的人強暴。

但是在肯塔基大學時，她在一個姐妹會和性別研究課程中，找到了女性同伴情誼。校園裏亮燈的小徑和公共電話亭像是不公平的象徵，點醒了她。為什麼女性必須限制自己，才能保有安全？想到情況可以變得更好，她發現了行動主義的滋味，她曾經帶領一次退場活動，抗議一位大學理事使用帶有種族歧視的修飾語。Ashley Judd原本想成為一位基督教傳教士，她提出申請且被和平工作團（the Peace Corps）接受了，她打算在畢業後加入。

但後來她成了一名演員，想趁年輕把握機會嘗試這一行，之後她成為了一位明星。但在空閒時，她也利用她的知名度參與理念倡議，包括拜訪貧困村落、貧民窟與世界各地的診所，希望引起大眾對愛滋感染、對女性受到的暴力、孕產婦健康與家庭計畫的關注。二○○六年，她與莎瑪希恩（Salma Hayek）拜訪了瓜地馬拉的愛滋感染診所與妓院，她們在那裏遇見幾位妓女，她們解釋說她們需要錢，每接一個客人可以得兩塊美金，一天進行十或十二次。僅管Ashley Judd在好萊塢（荷里活）看到了問題，她仍維持她的兩種人生，分別在娛樂產業和公共健康的志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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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性、謊言、吹哨者：紐約時報記者揭發好萊塢史上最大規模性騷擾案，引爆 # MeToo運動的新聞內幕直擊

作者：茱蒂坎特（Jodi Kantor）、梅根圖伊（Megan Twohey），二人均為《紐約時報》調查記者，因揭發韋恩斯坦數十年來被指控的性侵惡行而獲新聞界最高榮譽——普立茲公共服務獎。

譯者：游淑峰

【本文獲「麥田出版」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