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有話說】經濟自由化促發美國亂象 逆全球化未必是壞事
特朗普吿別華府、拜登（Joe Biden）入主白宮在很多評論者看來是一次對世界秩序的「撥亂反正」，但「特朗普主義」已經讓世界徹底不同。圍繞由此而起的國際演變，《香港01》國際記者專訪上海交通大學台灣研究中心研究員黃宗昊。
黃宗昊2008年獲得台灣政治大學博士學位，並曾為台灣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博士後研究員。
本篇為系列專訪第五篇（共六篇）。
第二篇：中美對抗將重回正常尺度 誰會是拜登身邊的「影子總統」
01：特朗普近日在白宮發表「上任以來最重要的講話」，再次指控大選中存在諸多「舞弊」問題，但依然沒有提供任何實質性的證據。無論特朗普還要「抗爭」多久，最重要的是他留下的是一個嚴重分裂的美國。美國媒體上更是一片悲觀之聲，認為美國已經是一個「失敗的國家」，美國社會的動盪不會隨着政權交替而結束。
黃宗昊：美國會在總統交接的問題上經歷兩三個月的紛紛擾擾，但是我認為不會有大的動亂。這也怪特朗普自己管不住嘴，他已經把自己的很多計劃說出去了，比如他早就放風說他輸不起（不會輕易承認敗選），所以大家都能預見到他會用各種明暗手段死纏爛打。
美國人對特朗普的手段有無思想準備，其實差別很大。我覺得對於拜登（Joe Biden）陣營和美國自由派來講，他們已經有這個思想準備，也許特朗普會有一些（製造混亂以施壓的）想法，但提前知道他要製造混亂，與特朗普突然發難相比，效果很不一樣。就算特朗普的那些死忠粉絲會鬧出騷亂，估計就會像BLM（Black Lives Matter）運動那樣，鬧一鬧可以，但不至於真的演變成城市游擊戰、內戰、革命之類。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如意算盤是通過訴訟，甚至最後吿到聯邦最高法院，靠判決來決定選舉成敗。這在美國歷史上有先例。例如2000年時小布殊（George Walker Bush）對陣戈爾（Al Gore）的大選。但不一樣的地方在於，2000年那次大選，選票有爭議的州只有佛羅里達而已，最高法院最後做出的判斷，有些人可能不認同，但「儘快尋求美國政治穩定」的核心目標是大家普遍支持的，所以最後戈爾認輸的也很有風度。
可這一次涉及（特朗普要求重新驗票）的州很多，絕大多數的州法院都駁回了特朗普的重新驗票申請，因為要求重新驗票要有證據，不能你說有問題就有問題。這和特朗普任性的風格有關，很難說他是否準備好了充分的法律工具，還是純碎的胡亂指控而已。他指控拜登陣營有「做票」等舞弊行為，這太誇張了，操作難度也太大了。
而且更應該注意的一點是，在大選之前的5月，特朗普剛剛撤換了美國郵政局局長，在這一職位上任命了他的追隨者德喬伊（Louis Dejoy）接任。這就會讓人覺得很矛盾：郵政系統掌握在共和黨手裏，你又說郵寄選票舞弊，那怎麼舞弊？要舞弊也是你（特朗普）舞弊呀！行政資源掌握在特朗普手裏，拜登怎麼可能利用這些行政資源去舞弊呢？這只會給人一個感覺：你輸不起。拜登贏了，你就說人家舞弊。
當然，有沒有可能讓特朗普找到一個突破口，從而一路上吿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重演當年（小布殊與戈爾）的事例？不能說完全沒有，但即便是這樣，最高法院也未必會用判決的方式讓特朗普勝選。
到了聯邦最高法院那個層級，大法官都會看重自己的聲譽。這個判決最終肯定會被寫入歷史，就算大法官裏保守派佔多數（9位大法官中有5位保守派和1位中立者），也並不代表就一定要支持特朗普，即我和你想法上可能類似的地方比較多，但並不構成我必須要支持你的充分理由。很難說那幾位保守派的大法官看着特朗普的所作所為，心中會作何感想，甚至不排除（大法官判決投票）會壓倒性駁回特朗普的訴訟，那特朗普就丟臉丟大了。
其實這次美國大選就是一個簡單的關於「喜歡特朗普還是討厭特朗普」的投票。要不是拜登實在沒什麼人格吸引力，民主黨如果派出一個有魅力的候選人，可能就會贏的毫無懸念。
點擊大圖觀看特朗普給美國社會帶來的撕裂⇩
01：此次美國大選確實是一次關於「還要不要特朗普」的公決，但也有觀點認為，「還要不要特朗普」背後，其實是對美國到底應成為一個民族國家，還是繼續充當全球主義多元國家的選擇。
黃宗昊：特朗普執政四年讓「特朗普主義」成為一股潮流，我覺得真正應該反思的地方是「經濟自由化」的限度。無限的市場開放、試圖把全球都變成一個自由市場整體，讓自由主義經濟主導全世界，這本身就不是個理所當然的事情，更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經濟和貿易會帶來分配效果，也就是將收益分給誰的問題，究竟是分配給窮人還是分配給富人。不加限制的全球化，本身就會導致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馬太效應。主張完全自由經濟的群體通常有意無意忽視或者說規避這個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國際間施行的是有限度的自由貿易與金融流動，包括各國都對各自的宏觀經濟有絕對管治權，並非一開始就像今天這樣讓如此龐大的資金規模在全球自由流動。所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時代，被普遍認為是一個讓西方國家從二戰中恢復過來的、穩定的高產值時代。
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很多西方經濟學家，包括以發展經濟學著稱的哈佛大學教授羅德里克（Dani Rodrik），都提到當前的全球化已經失控成一個「超級全球化」了，其所帶來的分配效果是撕裂美國乃至很多西方國家的深層經濟。
特朗普在美國國內推行減稅，大部分受益者都是有錢人，包括他自己，這不是明顯的「劫貧濟富」嗎？但這種事情他不僅做的出來，還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包括普通老百姓），說明很多人對此的認知是錯亂的，大眾通常沒有能力分析問題究竟出在哪裏，所以就只能用某種直覺的反應去支持民粹，甚至去進行社會抗爭。
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逆全球化」在我看來不一定是壞事。如果把金融、貿易的開放有限度的縮小，收回到各國國內，各國政府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權限來進行內部宏觀調控，反而有機會能彌合政治上的極端主義。關鍵在於適當限縮全球化的規模，但具體要怎麼做，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拜登上台之後，必須要思考美國國內的經濟問題。美國目前經濟上的深層矛盾與社會上的深層矛盾不少，經濟越開放，帶來的利益分配愈加不公平，實際上會造成族群對立越嚴重，對美國來講未必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