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言自得｜改革的呼喚：合併香港八大院校

國家的奇蹟，是因為改革開放。香港奇蹟不再，因為我們「有開放，無改革」。香港今天終於覺醒：要改革！並提出嚴厲質問：本港大學的人才，世界一流，但為何對經濟民生科技創新的貢獻，世界三流？

原因是：香港的體制之中，「最開放，最不改革」的就是香港的高等教育制度。這制度設置了各式各樣的制度牢籠，扼殺了本港高教界的一流人才。改革的需要迫在眉睫，否則遺害深遠。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教授制定的《創新科技發展藍圖》有格局，有視野。發展高端製造業是香港的出路，但製造業只佔香港生產總值1%，深圳是40%，台灣地區34%。香港的1%主要來自業界，大學的貢獻微不足道。大學理應是科技創新的引擎，但本港八大院校雖有國際排名和發表論文的「卓越」，實質貢獻卻微不足道。這是孫局長的難言之隱。特首李家超提出設立「應用科學大學」，顯示他亦深感本港大學對科技創新的實際貢獻薄弱。

教資委舊思維主導，製造評審牢籠

香港高教如何「最開放，最不改革」？主導香港高教的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教資會說：我們要知道香港八大院校的整體研究達到什麼水平。為了回答這問題：教資會調動了361名專家，其中252名（70%）來自海外，大部分來自英國，他們以國際專家的身份飛臨香港，逐一評審本港4200名教研人員的所有研究出產，共逾16,000多項。小小香港，八大院校，但這項評估工程規模之大遠超全世界所有國家，沒有誇張。

這361 名評審員分為13個小組，可以調動資源掌握實權的是32位正副召集人，其中24位（75%）來自英國，其餘25%來自美加澳，內地和本地一名也沒有。以「正副召集人」來計算，「對外開放」程度是100%。但「對外」主要是對英國。英國的科研這樣獨步天下，主導了75%的「國際評審」？教資會的思維停留在1997年前：國際就是英國，世界就是西方。

上述資料來自教資會最新於2021年完成的評審報告。該評審六年一次。

如此畸形開放也只是小傷。真正對香港造成的內傷，是面對數百名評審，包括252名乘坐商務客機住宿五星酒店從老遠飛臨的外地專家，如此架勢、如此陣容，作為「被評審者」的本地學者要投入多少精神時間來應付？每一輪評審，八大院校都全民皆兵； 所謂「六年評審一次」，其實是「一次評審搞你六年」，每一輪評審完結，下一輪的準備功夫馬上展開。

這類評審絕非孤例，而是覆蓋教資會和研究資助局對大學撥款的所有工作。評審項目五花八門，而每一項評審都影響大學撥款，故此每所大學都全情投入，在各式各樣的評審牢籠內忙得天昏地暗，不知籠外的真實世界。

院校割喉競爭，扼殺高教發展

另一個制度牢籠是八大院校之間的惡性競爭。世界各地大學都以競爭促進步。良性競爭是：你發展5G，我就研發6G。但香港八大院校之間競爭的「 惡性」程度，舉世無雙。例如：每所大學每三年要交出6% 的學士學額作為中央「彩池」，再由八大院校重新競逐。大學教學的撥款按學額計算，每所大學交出的學額一旦給其他大學搶走，既失資源，又損聲譽，是大學校長的惡夢。世界其他地區的高校沒有如此割喉式的競爭。

以上的「 搶學額」同樣並非孤例，而是通例。高烈度的零和競爭是覆蓋教資會和大學研究資助局所有撥款機制的主導原則，長年累月之下，八大院校之間只有步步為營的競爭，絕少優勢互補合作共贏。教資會為何不斷激化院校之間的惡性競爭？

院校之間割喉競爭的直接後果，就是讓教資會能以「 利益衝突」為堂皇理由排除本地學者。教資會的標準口徑是：「就算本地學者提出客觀的意見，而非志在為自己所屬院校爭取利益，但外界難免會有利益衝突的觀感，進而影響教資會決策的公信力。」排除八大院校的學者後，海外學者（主要來自英國）變成為唯一能夠「 不偏不倚，超然於利益衝突，為香港高教發展做出無私奉獻」。

這解釋了為何回歸二十七年，英國設計的一套依然主導了香港高教的方向。

現代科研上的攻關項目，絕大多數需要龐大和多專項研發團隊的協作，但本港大學只有競爭沒有協作，於是科研人員大部份是「個體式」的運作。個體式研究最容易見效的就是出論文，加上論文能提升大學排名，能提升教研人員晉升機會，應用研究則不能，於是這個制度令本港大學研究人員聚焦出論文。

本港大學出論文一流、排名一流、「卓越」一流，實質貢獻卻微不足道。這是本港制度牢籠下的必然。大學排名的荒謬和遺害，我在另一篇文章已經談及，這裏不重複。

回歸27年，殖民管治制度陷阱仍在

英國的殖民地曾佔全世界逾25%面積和30%人口，對殖民地的管治獨有心得；最擅長的，就是透過表面看似合情合理而又目標高尚的制度安排，不但實現對殖民地的操控，並在後殖民時期延續其影響。明白了這底層邏輯，就會對香港高教體系的種種制度陷阱恍然大悟，亦會明白為何回歸二十七年，制度陷阱依然存在。

殖民地高等教育第一大忌，就是大學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對中國充滿國家情懷、民族認同的畢業生。英國人的制度設計就是務必防止這大忌出現，暗渡陳倉的其中一個方法是從來不談教育理念，不談如何培養下一代接班人。香港數十年沒有發表過完整的高教政策，過去二十年發表過最重要的兩份政策文件都是由主導了教資會的英國專家撰寫。一份是2002年的《Sutherland Report》，另一份是2016年的《Newby Report》。英國專家為香港制訂的政策會否談「貢獻國家、民族認同」？這兩份被教資會視為金科玉律的報告聚焦於事務性的管控事宜，最終目的就是「分而治之、激化競爭、製造利益衝突使外人主導合理化、牢固現有制度 、延續現有制度」，然後加上一連串空洞口號：「 世界級大學、學術自由、院校自主、國際化」，讓八大院校不斷去「追求卓越」。

看看香港簡史：2012年反國教風波，2014年佔中，2016年旺角騷亂，2017年立法會宣誓風波、2019年反修例動亂。年年風波，兩年一亂，每次都有大學生積極參與，校園和講堂內大面積的缺乏國家情懷、不談民族觀念。

教資會今天依然保留着英國預設的籠牢，這不是他們意圖不良，只是他們自己生活在籠牢太久，籠牢就是他們的正常世界。最近兩年在愛國愛港力量的約制下，教資會由英國人主導的情況已略有收斂，但籠牢依舊，這是制度的韌力。

合併八大院校，學習西南聯大精神

香港高教制度盤根錯節，多方面都需要改革。我們可以抽絲剝繭，逐一糾纏，但沒有這樣奢華的時間。更優的選項是源頭改革：合併八大院校，取消教資會，打破制度牢籠，讓我們的世界級教研人才，由互相視為競爭對手改為大家聯手的合作夥伴，共同攻克研究發展的難關，協同推動產研結合。這種改變才能發揮我們一流人才的驚人能量，而非另投資源去設立應用科技大學，然後繼續讓我們的人才困守於牢籠。

對教學而言，合併八大院校能以最優化的程度推動學科上的優勢互補，讓學生跨校上課、教授跨校授課、學分互認、學分轉移、圖書館及體育館等資源共享。合併後的「香港聯合大學」（港聯大）可參考美國的加州大學聯校體系和德州大學體系的優點，但最值得學習的是全世界最史詩級的「西南聯合大學」的精神，也就是為國為民。該校抗戰時期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合辦。如何「史詩級」，讀者可自行網上挖掘。

合併後港聯大的「總校長」負責統籌八所分校的整體發展，包括所需資源的調配。八所分校各自的校長及副校長等制度不變，職權不變，但改為向「 總校長」負責。

港聯大總校長能夠輕易而更有效地取代教資會主席和教資會秘書長的工作，教資會可以解散。其實教資會的存在就是作為八大院校與政府之間集體商討資源需要和撥款分配的雙向代理人。這任務原本並不複雜，但英國為了把制度牢籠裝潢得堂皇無害，過程中把教資會的工作變得複雜。其目的主要是永續其影響，但其後果卻是扼殺了我們的高校人才的發揮。

大學排名方面，港聯大之下的八所分校共用同一個「港聯大」品牌，由港聯大集齊八所分校的數據，統一向排名機構提供一套整體資料。從此八大院校一榮俱榮，優勢互補。

政府2024-25財政預算顯示：教資會約100名員工年度薪酬總開支連津貼是6900萬元，但支付給外地專家的禮金達2900萬元，而「會議開支」竟然逾6200 萬元。如此驚人的「會議開支」整個特區政府內只此一家，原因就是五花八門的評審都要安排海外專家乘坐商務客位另加酒店食宿和津貼，於是這兩筆花在海外（英國）專家的開支竟然大幅超越教資會全體人員的薪酬總開支。如果教資會只是「無害存在」，我們還可當這筆花費是彰顯「對外開放」的宣傳公關費，可惜教資會絕非「無害」，它產生的負能量把香港高等教育推上歪路，遺害深遠，不配繼續作為「一國兩制」下制度的一部份。

作者楊志剛是香港浸會大學前協理副校長、中文大學前專業應用教授。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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