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黨｜簡政放權　激發活力

「簡政放權」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中國內地用詞。它是內地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提出的一句口號，主要是針對當時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政企職責不分、政府直接經營管理企業的狀況而採取的一系列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增強企業活力的舉措。後來「簡政放權」一詞被用來泛指政府減少行政干預，下放審批權限，把不該管也管不好、管不了的事務交由市場與社會來處理，以調動市場與民間力量參與經濟發展與社會管理的積極性。譬如 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決定，2014 年 3 月時任總理李克強就在當年召開的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將「簡政放權」列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切入點。

來稿作者：周小稞

很多人會問，在香港提「簡政放權」有沒有搞錯？香港一直以來可都是全球最為自由的經濟體。雖然最近幾年香港的排名已落在新加坡之後而屈居第二，但事實上兩者的評分差距之小（菲莎研究所最新的評分：新加坡的8.56 vs 香港的8.55），更應該算得上是「並駕齊驅」。而香港政府一直以來也以「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為榮，港英時期就奉「自由放任」政策和「積極不幹預」政策為圭臬，回歸以後也繼續秉持「大市場、小政府」理念。但問題是，香港政府真的是人們以為的「小政府」嗎？香港政府在香港的經濟活動中真的是「小角色」嗎？

在菲莎研究所的自由經濟體評價體系中，政府規模、法律與產權、貨幣政策、貿易政策與監管是五大類佔比相同的指標。香港在政府規模方面的得分是全球十大最自由經濟體中最高的，而從公共開支佔GDP比重來看，香港也是十大最自由經濟體中偏低的。不過，相較於美國、澳洲、加拿大、新西蘭、英國等經濟體 40%左右的佔比，香港的佔比雖然只有30%左右，但卻明顯高出新加坡的15%。而在東亞和東南亞經濟體中，香港的這一比重更僅次於日本的44%和內地的33%。

考慮到日本與內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的強勢地位，兩地公共開支的高佔比不難理解，但同為最自由的經濟體且有著極為相似發展路徑的香港與新加坡何以在公共開支上有著如此大的差異？以香港2022/23財政年度和新加坡2023/24財政年度為例，香港用於醫衛方面的開支佔GDP比為5.5%，新加坡為2.5%；香港用於社福方面的開支佔比為4.0%，新加坡為0.6%；香港用於教育方面的開支佔比為3.8%，新加坡為 1.9%。這些差異也與兩地在公務人員與公職人員規模上的差距不謀而合。香港有17萬餘名公務員，正好是新加坡的兩倍；加上各類資助機構後的公職人員規模估計超過40萬，更接近新加坡的三倍。

與內地看齊的公共開支佔比以及龐大的公職人員規模，按照新加坡的標準，香港政府已非大家想象的「小政府」，也非香港經濟活動中的「小角色」。造成這一差異的具體原因可以列出很多，但核心的一條就是在服務業居絕對主導地位的香港，政府已儼然成為主導性乃至壟斷性的服務供應商。譬如說教育，原本投入多樣化的教育體系在政府龐大資助下逐漸淪為「清一色」，各類民間辦學團體基本上不再投入任何資源。譬如說醫衛，雖然香港醫療體系公私並存，但90%以上的住院服務與30%以上的門診服務由醫管局提供，絕大部分的醫療開支由政府埋單。譬如說社福，各類慈善團體原本在社會救濟方面投入了不小的資源，但現在淪為社福服務的執行方，而資金絕大部分來自政府的撥款。最後就是土地與房屋，政府作為土地資源的最主要持份者，通過對土地供應與開發的一系列強監管，限制了土地的充分供應，抬高了地價與土地財政收入，但也因此不得不興建相當數量的公屋以舒緩社會矛盾，讓政府成為香港最大的地產開發商。

當人們關注內地的「國進民退」現象時，香港其實早已有了自己的「國進民退」，只是因為它發生在一系列政府理應扮演合理角色的公共服務領域而未受到大家的留意，而類似的現象也發生在英美等國家更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化了這一趨勢。但香港政府在公共服務上的「大包大攬」其危害性正日益顯現。一方面，剛性增⾧的公共服務開支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讓政府的財政預算難以為繼；另一方面，政府作為壟斷性的服務供應商，不僅因為缺乏競爭與監督而效率低下，而且因為擠壓或限制民間力量的參與而讓市場喪失了活力與動力，大量的機構與組織依靠「尋租」獲取最大收益，創新意識不再，利益階層固化，社會趨於停滯。

回顧內地四十五年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簡政放權」、釋放市場與社會各個階層的活力是其中的關鍵因素。無獨有偶，上世紀八十年代英美兩國在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的領導下也實施了一系列去監管、削福利、減稅收、私有化等「簡政放權」措施，重新激活了當時正日暮西山的英美經濟。當下的香港也亟需這樣一場「簡政放權」，亟需採取一系列鬆綁與鼓勵措施，引入民間力量，引入競爭勢力，打破利益僵局，激發各方活力，即便有一時間的紛亂，也好過⾧時間的沉寂。

「簡政放權」並不意味著特區政府可以「消極無為」，恰恰相反，在「簡政放權」的過程中，特區政府更需要「積極有為」。也就是說，該管的、管得好的地方，特區政府要當仁不讓地堅決管起來；不該管的、管不好的地方，特區政府要果斷退出，並設立有效的監督與激勵機制，以確保最具競爭力的民間力量有機會向社會提供最具性價比的服務。「簡政放權」與「積極有為」的有效結合，體現了「自由經濟加強勢政府」的撒切爾主義精髓，也是新加坡與內地持續成功的關鍵，更是香港由治及興的必由之路。

作者周小稞是紫荊黨政策研究院研究員。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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