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搞好愛國教育，把國家好的壞的一併攤出來講

一個成功的國民教育課程，除了要講國家的光輝歷史，也得講國家的「黑歷史」，這樣孩子們才能成爲理性的、有智慧的愛國青年。有人説，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六四事件這些敏感話題不需要也不應該給孩子講，因爲這將影響他們對國家的印象，從而削弱他們的愛國心。然而，這一切都不是事實。以性教育爲例，我們之所以開辦這項課程，就是爲了排除無知所帶來的風險。性教育不會使得青少年道德淪陷，也不會增加未成年懷孕的風險，反而使得他們更安全更理性地去度過個人成長。

來稿作者：言午

年輕人本來就是好奇的，你越是要埋藏秘密，他們就越是要找出真相。然而，青少年缺乏經驗，很多時候網絡說了他們就當成事實，所以才有了「831太子站死人」和「新屋嶺強姦案」等荒誕傳説。要是我們把中國歷史的敏感話題築起圍欄，那麽年輕人就會透過自己的渠道去發掘「真相」。試想想，你寧可你的孩子從學校歷史課學習六四事件，還是透過《大紀元》什麽「揭露中共血腥史」之類的文章學習六四呢？

有人説，開放式教育這概念太新，突然引入可能會造成混亂。然而，開放式教育並不是什麽新玩意。早在1980年，鄧小平就採用開放式態度去評價歷史，形容毛澤東是「三分過，七分功」。鄧小平這話，雖然把聖人給拉下了凡間，卻絲毫不損人民群衆對這位歷史偉人的深厚感情，因爲熟讀歷史的人都知道，毛澤東的功績遠遠蓋過了他的過錯。反觀，文革式教育一味宣傳毛主席的功績，使人麻木無感，更可能惹人懷疑。因此，我們在接觸國家時也該抱有客觀持平的態度，不要因爲某話題對國家形象不利就刻意躲避，反而要針對那些話題放膽討論。開放式教育的火候若是控制得好，學生不僅會訓練出獨立思維，還會被國家跌宕起伏的歷史打動，從而變得更加愛國。

更何況，我們國家總括來説是正義的、偉大的，若然談及「六四」就會使人從愛國變爲恨國，那麼歐美那些到處殺人放火、種族滅絕的國家，豈不該都滅亡了嗎？那些道貌岸然的國家之所以能夠「笑」到今天，就是因爲他們懂得及早奪回主動權，利用強盛的話語權去扭曲事實，把帝國主義說成人類文明的推進器，把奴隸制度說成推動發展的原動力。現在歐美搞的所謂「黑人研究」並不是他們良心發現，而是他們政府意識到要及早奪得話語權，和過往保持適當距離的重要性。當然，我們中國不需要效仿西方去捏造事實或去洗腦；我們只需要擺出客觀事實，一五一十向人民交代國家歷史，那我們就走對了路。

開放式教育符合「一國兩制」

有另一種説法是這樣的：國家不講六四，你區區一個特別行政區反倒講六四，那豈不是造反？這説法看似很有道理，卻忽略了「一國兩制」的前瞻性。鄧小平同志之所以提出「一國兩制」，就是因爲他想在香港試驗一些中國大陸沒有或未有條件落實的方案，從而吸取經驗，建設國家。中國大陸不能搞資本主義，那就在香港搞；中國大陸不能搞普通法，那就在香港搞；中國大陸不能搞西式民主，那就在香港搞。開放式教育，中國政府並不是不想搞，而是國家尚未達到舉辦開放式教育的條件。中國地大脈搏，人口高達十四億，若是出了什麼亂子，國家可是負擔不起的。反觀，香港人口僅700萬人，即便是出了什麽亂子，收拾起來也相對容易。

其次，根據《基本法》第136條，香港政府有權力更有責任自行制定教育方針，因此自行推動開放式教育是符合憲法的。更何況，香港人本來就常常接觸那些所謂的敏感話題，以客觀事實糾正他們的錯誤觀念，那是百利而無一害。若然香港的「實驗」宣告成功，那祖國就可以從中學習，待時機成熟更能把成功經驗實踐在内地，達到「一國兩制」的初心和原意。當然，開放式教育涉及到國家安全，而這屬於「一國」的範圍。因此，香港政府在主動的同時亦必須徵求中央的意見，和内地官員和教育家進行磋商，以達到一個符合「兩制」又不抵觸「一國」的教育方案。

愛國教育的目標

説到底，愛國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養出一批思想獨立卻又堅定不移的愛國青年。我們現行的愛國教育只是形式上的愛國教育，培訓出來的是「僞愛國」：學生在升旗禮上口唱國歌，心裏卻播放《願榮光》、學生到大灣區考察，轉過頭來卻申請BNO Visa準備移民、學生出席抗戰勝利紀念活動，活動完畢後卻到日本餐廳大快朵頤，如此類推。

現在政府所做的事，難聽點說就是「交差」，根本不可能扭轉殖民教育所帶來的災害。須知，英國政府花了一個多世紀同化港人，消磨國民意識並鎮壓敵對勢力，港府若套用固有思維來去應對，那還不如蚍蜉撼樹。從實際的角度出發，我們要是搞不好愛國教育，我們訓練出來的英才就沒有歸國之心，讀成以後就像燕子一樣遠走高飛，朝著名成利就報效別的國家。現在，我們國家我們社會迫切需要一批愛國的人才參與國家建設。因此，愛國教育是當代政府的要務，刻不容緩！

作者言午是英國倫敦國王學院的法律本科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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