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明．大灣區挑戰｜新舊行業或矛盾 城市利益難統一
為研究香港如何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加強交流、合作，共同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出力，筆者及研究團隊近年曾分赴美國紐約灣區、美國三藩市灣區，以及澳門、廣東各地等進行調研和實地考察，發現香港要加強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合作，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雖有三大優勢，但亦面臨五大挑戰。
雖然優勢顯而易見，但是劣勢和短板也很明顯。筆者及研究團隊發現，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容易被外界忽略，但又真實存在，且須努力克服的五大挑戰。
來稿作者：梁海明
挑戰一，包括香港在內的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傳統行業的利益若未能兼顧，或將引發反彈。
研究團隊通過福布斯最近公佈的富豪排行榜單，發現粵港澳大灣區佔據前面位置的多數還是傳統行業的代表，但美國三藩市灣區則恰恰相反。粵港澳大灣區這些傳統行業的代表，憑借他們的舊有的商業模式已能獲得穩定利潤，是否還會大舉投入高風險的新興企業？譬如，投資創科企業因回報時間更長、風險更高，並非是這些傳統行業所長，畢竟，隔行如隔山，智慧可以傳承，但成功不可複製。
傳統行業所擅長的房地產、博彩、酒店、家電產品等，又非粵港澳大灣區規劃要建設的主要方向。因此，這些傳統行業所掌握的龐大資金和資源，未來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願有多大，以及以何種方式參與，依然成疑。
雖然研究團隊在前往美國兩個灣區實地調研中發現，紐約灣區和三藩市灣區並不缺乏此類New Money和Old Money和諧共處，共同為灣區建設的案例，當然，研究團隊也發現了失敗的案例，例如在美國東部的費城，大約40年前也曾希望模仿三藩市灣區的發展模式，但由於費城的Old Money如經營化妝品公司的Perelman家族、全球著名的食品品牌金湯寶公司（Campbell Soup Co.）最大的股東Mary Alice Dorrance Malone家族，還有家族從事煙草業已經100多年歴史的John Middleton等，在當地太過根深蒂固，導致該地的新興科技企業直到如今還不成氣候。
因此，若然簡單認為，只要通過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推動新興產業、創新科技產業發展，就能促使粵港澳大灣區的科技創新產業與傳統行業併駕齊驅，甚至超過傳統行業。我們研究團隊認為，這種想法是美好的，但實施起來或有些困難。
挑戰二，大灣區建設對粵港澳三地政府的管治能力提出新要求。
研究團隊大部分成員對粵港澳三地非常熟悉，甚至是在這三地土生土長，既熟悉廣東情況，也十分熟悉港澳現狀。可以看到，粵港澳三地政府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進程中，將會面對不少管治上的新挑戰。
以本港為例，早在港英時期，英資財團匯豐、怡和和太古等不但掌控了香港的經濟命脈，而且對港英政府有重大的影響力，港英政府也全力維護英資財團的利益和英國在香港的利益。香港1997年回歸之後，特區政府掌握的核心資源仍然不夠多，既沒有掌控核心產業，也不擁有影響香港經濟命脈的大企業，因此，香港特區政府主導新型產業發展的能力，尤其是直接投資促進科技產業發展，以及經濟增長的能力併不足夠。同樣，澳門經濟命脈也不掌握在澳門特區政府手中。
由於未來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產業集群的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對港澳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需要港澳特區政府不能僅有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能力，還須有主導某些市場行為的能力，尤其重要的是主導新興產業關鍵領域、關鍵產業發展的能力。未來如何改進這些能力，值得港澳兩地政府思考。
在廣東珠三角九個城市的地方政府方面，相對於港澳特區政府，珠三角九市政府的行政力量無疑非常強大，不僅可以主導經濟發展方向，還可以政策傾斜一些需要扶持的科創產業。但是，如何把握好政策傾斜的力度，平衡好傳統產業和科創企業的發展，如何更加適度有為，則非常考驗珠三角九市政府的能力，也關繫到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進程。
根據廣東稅收最新數據顯示，制造業、房地產業、批發和零售業、金融業仍是廣東四大稅收主力。在就業數據方面，也出現類似的情況。所謂數據會說話，廣東依然是以製造業立省。傳統行業主導、貢獻了廣東，尤其是珠三角地區的大部分稅收、就業市場和經濟發展，如果珠三角九市政府不能把握好政策傾斜力度，令傳統行業利益受損或者被迫讓位給科技創新產業，導致撤資轉投它國／地，或者減少對珠三角的投資，那麽，高新科技產業、科技創新產業能否有能力支撐起珠三角九市的稅收、就業市場和經濟發展？
答案不僅值得大灣區各內地城市政府深思的，也深值香港特區政府深思。
挑戰三，大灣區各城市利益難統一，重覆建設嚴重。
粵港澳大灣區各個行政區即各地方政府彼此之間利益要求不同，在區域內部或會容易出現利益要求多元化的現象，較難克服和解決區域內各城市或各行政區存在的產業結構趨同、產業佈局近似、重大基礎設施重覆、環境污染以及市場過度競爭等問題。
由於缺乏區域性協調機構，這種矛盾、不協調不僅導致各個城市缺乏特色與競爭力，浪費了寶貴的土地和資金，阻礙了區域的可持續協調發展，也會帶來城市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不協調等一系列問題，最終或將阻礙大灣區整體的建設步伐。
但美國灣區如紐約灣區的建設經驗，則解決了上述問題。紐約灣區跨越了三個州（紐約州、新澤西州、康涅狄格州），在三種不同的法律體系內運作，涉及超過1,500個政府機構，雖對跨州的區域治理帶來極大挑戰。
為協調複雜而眾多的地方政府、推動區域的整體協同發展，早在一百多年前，紐約灣區內就出現了建立區域性機構（regional institution）。譬如，紐約州與新澤西州政府早在1921年就聯合成立港口事務管理局，港務局成立之初的目標是避免紐約州與新澤西州之間的「破壞性競爭」，及使區域港口有序建設規劃得到落實。作為美國第一家國營企業，運營範圍包括紐約灣區的5座機場、5個海港、多條隧橋、公交車、鐵路等交通系統，以及工業園區、科技項目、商貿設施等發展項目，為紐約灣區的發展和騰飛立下了汗馬之功。
挑戰四，粵港澳大灣區各大學的科研人員缺乏足夠的學術互動。
特首李家超曾指出，「無創科、無未來」，他大力提倡香港要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未來要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加強灣區內各高校教職人員進行學術交流和舉辦各項學術活動必不可少。但我們研究團隊調研發現，由於門戶之爭、高校實力、排名的差距，教職人員的個人興趣等原因，以及廣東高校的教職人員出入境香港、澳門手續較為複雜且有次數限制，粵港澳大灣區各高校相關交流和活動並不頻繁。
但研究團隊在美國的調研卻發現，紐約灣區的另一個成功因素是灣區內高校科研人員學術交流非常頻密。在紐約灣內各大學之間的學術交流非常頻繁，紐約灣區內各大學之間並沒有太明顯的門戶之見、高低之分，而是經常頻繁互相邀請灣區內各大學的學者前往講學，共同探討、交流最新的學術成果。
以紐約灣區的普林斯頓大學為例。此大學雖在全美國大學的排行榜上，已經連續10年超過哈佛大學高踞榜首，但沒有因此拒絕與紐約灣區內各大學交流，例如，位於紐約的Fordham University雖在全美國大學排名60位，與普林斯頓大學有較大差距，但該大學的學者依然受邀前往普林斯頓大學開講座，且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講座上大家的討論很是熱烈，以此達到互相促進的目的。
與此同時，普林斯頓大學還採取訪問研究合作者（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的形式，邀請各大學的教職人員前往普林斯頓大學開設研究小組，就共同感興趣的研究領域且以學科交叉的方式一起展開研究。（有關普林斯頓大學對紐約灣區的創科發展的貢獻，詳見拙文《香港要成為國際創科中心還缺什麼？》）
挑戰五，粵港澳大灣區缺乏創新生態鏈，沒有善後機制和退場機制。
環顧全球，無論是進行科研創新還是創立創新企業，均遭遇各類難題，往往是失敗多成功少。如果任憑科研創新者、創業失敗者自生自滅，不但有損創新、創業氛圍，也不利創業產業的發展。雖然粵港澳大灣區提出要打造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香港特區政府也表示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但各地政府除了利用資源大力扶持創新科研，發展創新產業之外，卻沒有考慮共建創新生態鏈，以及設立失敗創新企業的善後、退場機制。
我們研究團隊在調研中發現，美國的聖地亞哥作為世界上最頂尖的生物技術中心之一，平均而言，該地區常年維持有大約500家生物技術公司的數量，就算每年有不少生物科技公司失敗了或者新成立了，但該地區仍然會維持在大約500家左右的公司數量。究其原因，聖地亞哥生物技術產業成功的最重要特徵之一，就是有行業協會組織和政府的支撐系統來幫助那些失敗企業重新煥發活力，最終協助他們成功。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筆者及研究團隊指出了香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過程中雖有三大優勢，但亦須面臨五大挑戰，絕非希望特區政府因此畏難不前。社會發展及科技進步，均需在不斷克服越來越大的挑戰和阻力，實現愈來愈有價值的目標中完成。香港要發展，要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其它城市合作，出現挑戰是必然的，改變越大，挑戰必然越大，挑戰中同樣也將催生倍增的動力。所以，研究團隊相信特區政府未來有能力對各種挑戰，逐個擊破，包括香港在內的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長遠的發展前景將更為廣闊。
作者梁海明是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絲路智谷聚焦於粤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宏觀經濟等領域研究。文章的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香港加強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合作將面臨什麼挑戰？」。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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