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論壇．梁海明｜香港要成為國際創科中心還缺什麼？
香港理工大學日前宣佈成立新科研平台─理大高等研究院，成為當前整個粵港澳大灣區規模最大的交叉學科研究平台，引發各界關注。交叉學科研究固然重要，但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香港還應當打造聚焦基礎研究的高等研究院，如世界著名基礎研究機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這類獨立於大學之外的研究機構。
如能既擁有交叉學科高等研究院，又擁有基礎學科高等研究院，將對進一步推動本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大有益處，同時也有利於粵港澳大灣區加快發展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此外，高水平的科研機構還將助力中國內地應對愈發激烈的國際科技競爭和核心技術壟斷，更能通過科技創新和突破以應對氣候、人口、能源等人類的共同挑戰。
來稿作者：梁海明
面對複雜的科學及社會狀況，當前學界日益強調不同專長人員進行交叉學科合作研究。根據公開報道，香港理工大學高等研究院會涉及醫療科學、智慧城市發展、碳中和及體育科技等交叉學科範疇，並將促進與工商業界的合作，以及結合大灣區內地城市的產業鏈，相信將能為香港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作貢獻。
學科交叉確實能夠帶來化學效應，譬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便是學科交叉的典範，此大學通過學科頻繁交叉和交流，產生了69位諾貝爾獎得主（世界第十）、16名菲爾茲獎得主（世界第三）、16名圖靈獎得主（世界第四），還有19名美國國家科學獎章得主、5名美國國家人文獎章得主以及2位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得主。不僅如此，在學術以外的領域，截止2018年，普林斯頓大學共培養出了2位美國總統、12位美國最高法院法官，1位世界首富（亞馬遜公司創始人及現任董事長兼CEO傑佛瑞·貝佐斯），為美國的科技進步、經濟發展帶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香港的利豐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馮國綸、合和實業董事局主席胡應湘等也是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生。
基礎研究「無用之用」有大用
然而，在進行學科交叉的同時，也應注重基礎研究。雖然通過基礎研究所產生的新理論、新知識、新原理、新定律，短期內看似「無用」，因無法像技術開發所產生的新材料、新工藝、新產品、新技術般實用。但「無用之用」實際有「大用」，作為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基礎研究的突破可催生顛覆性技術，引領科技革命及改變人類世界。當前，約90%的現代技術革命成果源於基礎研究及其它原始性創新。
譬如，市民日常使用的智能手機，就凝聚了眾多基礎化學、物理的研究成果：導電聚合物（用於手機屏幕）是獲得2000年諾貝爾化學獎的成果，集成電路是獲200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成果，巨磁阻效應（用於手機儲存）則是獲200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成果，半導體成像器件是獲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成果，鋰電池是獲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的成果……應用了八項諾貝爾獎研究成果的智能手機，徹底改變人類的生活模式。
為捕捉以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技術、空間技術等為標誌的第三次技術革命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近年來，香港、中國內地對科研投入力度不斷加大。但由於產業發展重規模輕基礎，重投資輕研發，研究考核重論文數量輕質量等原因，導致當前基礎研究以跟蹤為主，缺乏原創性和引領性研究，且基礎研究投入力度不足。中國內地用於基礎研究的經費僅占全年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總支出的約6%，遠低於科技強國如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基礎研究經費高達15%至30%的佔比。
北部都會區可成立港版普林斯高等研究院
特首李家超曾指出，「無創科、無未來」，提倡香港發展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而要打造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需要加強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基礎研究，並進一步加強國際科技交流合作，面向世界匯聚一流基礎研究的人才，為建設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奠定深厚基礎。對此，筆者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可考慮將北部都會區一部分區域發展成為基礎研究試驗區，通過粵港澳大灣區「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三個自貿片區、三種貨幣、五間世界一流大學」的獨特優勢，打造普林斯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式的獨立科研機構，以破除影響基礎研究的瓶頸和制約，將香港打造成為世界級基礎研究重鎮。
作為一個私立、獨立、非營利的研究機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1930年創立至今，始終致力於對未知世界進行無涉利益、純粹的基礎性研究和探索，曾在此工作的愛因斯坦等33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不僅助力美國發展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為全球經濟、社會帶來根本性改變，也引領了各國學術發展，如中國幾乎每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數學家如陳省身、華羅庚、楊振寧、李政道、丘成桐等，都曾在該研究院工作或訪學過。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之所以成功，筆者相信至少有以下幾點原因。
其一，小而精、學術氛圍自由。高等研究院致力於鼓勵和支持科學和人文領域的基礎性研究，下屬歷史、數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四大學院，雖然只有約30名終身教授，但他們均是具有非凡才能且癡迷於基礎研究的世界級學術大師，能在自由無限制的學術環境中，不受任何考核、無需匯報、沒有教學任務、科研資金或者贊助商的壓力，能夠全神貫注、天馬行空、快樂地進行基礎研究，以及通過各類學術活動、講座，打造互相借鑒、學科交叉的繁榮、可持續的知識環境，以此產生突破性研究成果。
其二，不隸屬於大學。香港、中國內地雖已成立不少「高等研究院」，但幾乎隸屬於各大學，作為大學其中一個學術機構。相反，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雖在創立初期，曾短暫租借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辦公室，不過二者並無隸屬關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利用與普林斯頓大學、羅格斯大學等高校地理位置臨近的優勢，密切地合作開展研究項目，聯合編輯學刊，出席彼此的講座，參加研討會，通過這種「高手過招」、互相切磋的方式，研究院的學者們與大學的教授、學生們相得益彰、互相促進。筆者於普林斯頓大學深造期間，就曾多次前往臨近（踩單車約10分鐘）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偷師學藝」，參加講座，以及同來自全球的教授們交流，獲益匪淺。
其三，廣納國際科研人才。高等研究院深具開放性、國際性和流動性，可供世界出類拔萃的學者、學生申請客座研究員、助理研究員、訪問學者等職位，至今已接納了來自全球50多個國家的逾5000名學者、學生。他們通過前來研究、學習，不但可求教極負盛名科學家，也能接觸、參與最新學術研究方向和最前沿的研究工作，暫時擺脫教務和一應俗務，聚精會神地進行基礎性研究。
富商、機構捐助重要
其四，經費充足。高等研究院雖小但富，其資金首先得益於源源不斷的個人捐助和私人基金會捐贈，如今已超過7.84億美元（Endowment）。高等研究院也通過捐款建立基金，設有專門投資團隊通過投資獲取回報，以此為研究院運作提供經費。此外，美國聯邦政府、新澤西州政府為高等研究院提供專項研究資金，一些客座研究員也帶來了國外基金會、外國政府的資助。「財大氣粗」的高等研究院，不僅可為基礎研究提供充足的經費支持，還能為研究人員提供優厚的經濟待遇，解決其後顧之憂。
譬如，當年為了把愛因斯坦從德國挖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曾和愛因斯坦展開一輪「勞資談判」，愛因斯坦開價是每年3000美元之後，看到院長面露驚訝表情，愛因斯坦誤以為自己要價過高，問了一句：Could I live on less? 院長才發現大家的「心理價位」差距實在太大，於是轉向愛因斯坦的夫人談判，請求讓愛因斯坦接受10,000美元的年薪，之後再加到15,000美元（相當於現時逾50萬美元）。由於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延聘人才並使他們快樂，有外界將之戲稱為：Institute for Advanced Salary（提供豐厚薪酬的機構）。
雖然本港已有香港科學院，但香港科學院的主要工作較少聚焦基礎研究。故此，筆者建議，香港特區政府、在港富商、在港中資機構等可考慮出資在北部都會區成立一間「粵港澳大灣區高等研究院」，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模式運作。一方面，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總開關」，香港要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必須愈加重視基礎學科研究。另一方面，「粵港澳大灣區高等研究院」也可加強與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等地知名高校開展研究項目合作、學術交流，互相促進。同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商業中心，不但能吸引眾多來自世界各國的科學家，也有利於吸引來自多地的經費支持，讓科學家們能安心地在基礎研究方面進行自由探索。
當然，設立「粵港澳大灣區高等研究院」，通過將香港打造成為世界級基礎研究重鎮，進而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和工作量，說易行難。但正如科學家精神，既要具備仰望星空、超越現實的境界和情懷，又要保持腳踏實地、面對挑戰的能力及行動力，惟其篤行，才彌足珍貴。
作者梁海明是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絲路智谷研究院是由中外知名學者組成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聚焦於粤港澳大灣區、一帶一路、宏觀經濟等領域研究。文章的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任職機構及香港01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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