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聲道｜躺平很遠　青年漸窮疾呼：標準工時幾時有？

今天（17日）是國際消除貧窮日，也是國家扶貧日。內地前年年底宣布全面脫貧，反觀一河之隔的香港青年貧窮問題近年卻愈趨嚴重，根據香港政府去年發表《2020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貧窮青年人口連升5年，3成介乎25至29歲的貧窮青年屬在職貧窮，當中逾半人擁有專上學歷。貧窮青年的問題可以如何解決？五年前的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提及，「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若果放任貧困年輕人口繼續增加，香港如何由治及興？這個問題不容忽視，社會各界應該深思。

來稿作者：徐文傑、楊皓鋮

為進一步瞭解現時香港青年的就業和貧窮狀況，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政策研究院聯同樂施會以「青年就業與貧窮」為主題，採取深入訪談結合問卷調查的方式，接觸18至29歲的有工作經驗的青年。在10月14日，基於對36個深度訪談和164份有效問卷的分析，我們發布了一份聚焦香港青年長工時的中期報告，我們有以下主要觀察：

1、青年工作時間長及工作時間不固定的情況普遍。就問卷所得，受訪青年的平均每周工時為43.11小時。近6成受訪青年指僱主沒有提供任何超時工作補貼，約3成指僱主會提供津貼或補假。而在36個深入訪問中得知，受訪青年的平均每周工時為46.67小時；

2、超時工作影響青年的生理、心理健康和社交健康。生理上，青年較多出現肌肉酸痛、腰痛等身體受損情況；心理上，他們傾向覺得一直處於緊張狀態，並感到沮喪、不快樂；社交上，青年工作上的計劃不穩定性導致他們無法安排與家人和朋友相處的時間，影響他們的家庭關係及社交生活；

3、青年對於長時間工作所帶來的職業病、工傷的認識和防範不足。受訪青年任職長工時的工作一段時間後，一般都感受到因職業造成的身體勞損，當中只有少部分會自行求醫解決。而在僱主欠缺誘因改善工作狀況，青年勞工保障不足的情況下，健康問題周而復始，治標不治本；

4、青年對於工時政策以及相關討論缺乏深入認識，但對於實際訴求，例如標準工時、加班「補水」比例等有一定期望；

5、長期從事不穩定工作，例如slash、「炒散」、freelance的青年，他們甚少和僱主簽訂合約，更遑論訂明工作時間，加上不同行業的工作文化導致他們長期超時工作。然而缺乏政府監管，他們無法扭轉長時間超時工作的行業狀生態。

「躺平」還是「窮忙」？

長工時、低工資是我們接觸的青年人的寫照，當中有一個連環不幸的受訪者令我們印象深刻。24歲的傑仔（化名）大學畢業後曾任區議員助理，經歷過2020年區議員離散潮後「結構性失業」；基於對烹飪感興趣，在港島一家日式餐廳找到工作，正式投入於困身斷六親的飲食業；而第三個不幸就是，他的工作有「落場」時間，令他工時拉長，最後第四個不幸，在港島上班的而他住大西北，出口算起返工放工一日就消耗了他超過15個小時。行規基本上每星期只有一日「喘息日」，長工時令他甚至與家人、朋友相處時間很少。

長期站立工作使他關節痛，而收工太晚，凌晨過後才吃晚餐，傑仔出現胃酸倒流情況。他認本港的勞工政策要急起直追，才能保障更多打工仔的權益：「我覺得最簡單最簡單就是標準工時啦，大哥！都說了很多年了。消耗這麼多青春出來替公司賺錢，然後你掙多少錢一個月？2萬買起你一個月，我覺得不值得，無關這家公司剝不剝削事，不是個別公司、個別人的事，而是整個行業的問題！」礙於「廚房佬兄弟班」和師徒制文化，要求員工任勞任怨，他嘗試向上司爭勞工權益但不成功，感覺整個人被工作異化。在返工的日子，傑仔幾乎三分二時間用在通勤和工作上，雖則是幾個「不幸」連乘，但亦反映上工種職場生態與職住錯配的問題，難道投身職場不久的青年的血淚控訴，社會和政府不應正視及介入嗎？

近年，社會出現有關年輕人「躺平」的討論，指年輕新一代不願找工作、不願勤奮加班、不規構未來。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亦曾在網誌撰文表示憂慮，批評「躺平這種消極的人生心態，長遠會窒礙社會的進步」。不過，過早批判「躺平」文化未免先入為主。事實上，香港長久以來是著名的「過勞城市」，投資銀行瑞銀2018年的報告指出港人平均每週工作時長達52小時；統計處2021年公佈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度統計報告》15至24歲及25至34歲受訪者每周的工作時數中位數分別為44.3及42小時；美國調查公司KISI在今年6月發表的《2022年工作生活平衡城市排行榜》，香港有全球第二多的過勞人口（17.9%）。傑仔的經歷相信能讓不少青年共鳴，青年並不是無緣無故地展現「放棄努力」的心態，而是即使努力和多番計算後仍然前路茫茫，所以退而求其次。「躺平」是結果，不是起因。

政府欠青年及廣大打工仔的一筆債

香港社會曾在2011至2018年醞釀標準工時立法，然而當時的標準工時委員會勞方委員因為政府沒有決心為最高工時立法，在2015年杯葛官方的諮詢工作，及後官方標準工時委員會就和民間愈走愈遠。即使官方委員會最終在2017年，提出「合約工時」方案，建議政府立法規定僱主及僱員必須簽訂包括工時、超時工作安排及超時工作補償方法的合約（「大框」）；另外進一步保障工資較低的僱員，立法訂明其超時工作可獲不少於協議工資率的超時工資或相應的補假（「小框」）。不過政府最終在2018年擱置合約工時立法，只推出11個行業性三方小組[1]為指定行業[2]制訂工時、超時工作補償、工時管理措施等行業性指引，供僱主及其僱員參考及採用。上屆政府曾承諾於2023年評估推行成效，然而4年過去，行業性小組在工時上的工作可謂一個謎，公眾無法得知進度。政府欠下青年及廣大打工仔的一筆工時政策的債。

進一步說，行業性指引並不能取代法例規管。首先，僱員的議價能力本來就不足，上文在餐飲業工作的傑仔如是，我們接觸的不少在媒體、設計的全職或freelancers亦如是，對後者來說，經常OT是根深蒂固的行業文化，但作為一個個體，他們難以扭轉長時間超時工作的行業狀生態。加上指引本來就沒有約束力，各行業的勞資雙方的不對等程度亦不盡相同，單純以行業性協議來主導工時政策恐怕是注定失敗。

靈活性的迷思

以往討論工時政策，往往有兩個迷思：第一個是「一刀切」的工時政策會影響勞動力市場的彈性。就我們的研究所得，觀乎世界各地的公司政策，絕大部分的國家都是以一個清晰的法定標準工時為基礎，並在這基礎之上，容許特定行業，例如公共服務、長期夜班等工種豁免在這個限制內，同時容許個別行業在僱主和工會或僱員代表同意下向政府申請豁免。可見標準工時不一定是一刀切也不必然抹去勞動市場的彈性。

另一個常見的迷思是關於近年興起的自由工作者，不少人以為這個工作狀態是青年人自願選擇的，因此他們亦應該樂意承受沒有保障的工作。就我們的研究所得，即使青年享受做一個slasher或長期「炒散」但他們對具體的標準工時、加班「補水」比例等有清晰期望。問卷中近半數受訪青年覺得理想工作時長為「8小時」，近6成受訪青年認為加班超過半小時後，公司就應該提供相應的超時補貼，亦有近3成受訪青年認為公司應該在員工加班工作超過1小時後提供超時補貼。若超時超時工作以時薪方式進行補償時，超過最多受訪者認為超時的工作報酬應為正常工作報酬1.5倍，佔超過3成；緊隨其後的選擇是1倍的超時補薪（29.6%）。另外，亦有16.59%和17.49%的受訪青年分別認為補償應為1.25倍或2倍。

工時政策的重要性在於，它不但凝聚了社會對於一個勞工的工作強度的共識，同時規定多於工作多於這強度的勞工應被給予相應的補償。這是他們應得的，不是施捨，亦不是僱主可以單方面說了算。我們要問的是：到底我們是為靈活性而放棄具社會共識的工時指標，還是在有共識的基礎下容許靈活性？

青年政策竟然欠缺勞工視野

近年因為青年對社會現況的種種不滿，政府和社會各界都爭論香港缺乏長遠的青年政策。然而輿論都聚焦愛國教育、創業、住屋，竟然忽略了青年作為勞工這一個基本的社會身份所需要的保障。

青年的就業和貧窮問題不是一個過渡性問題，我們不能期望他們踏入30歲問題就自然解決，自然就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自然就對未來和社會充滿信心。現實是就業和跨代貧窮、住屋問題環環相扣，其中一環處理得不好，或妄想叫青年「去少啲日本」就能解決，只是為未來在其他社會問題上爆發的炸彈。因此新一屆政府應肩負責任重新推動工時法例的立法程序，訂立明確標準工時及超時工作補償，有了最基本的保障，我們才可以談重拾青年對社會的信心。

[1]：成員包括勞工處、僱主及僱員代表

[2]：包括飲食、水泥及混凝土、清潔服務、建造、安老院舍、酒店及旅遊、物流、印刷、物業管理、零售和戲院

作者徐文傑是嶺南大學政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助理，楊皓鋮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研究生。文章的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與香港01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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