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言自得|本港大學為何不研究美國?
美國的國際一流大學,幾乎都設有中國研究中心,長期追蹤研究中國。本港的大學不但不研究美國,更延續殖民地時期的做法,以美西方的殖民心態去研究中國。例如香港大學的「 中國發展國際研究中心」,開宗明義在其「使命」中表示:「中國經濟的急速發展,科技發展,以及響起警鐘的消費和碳排放,已經威脅到我們這個小星球的長遠可持續性……本中心的研究和發展策略就是建基於這項前設而作出。」香港隨便一名的士司機都知道這項前設是美國用來描黑和打壓中國的扭曲論述;香港首屈一指的最高學府卻以此作為研究起點,我們應該是嘆息還是憤怒?
幸而港大校長張翔教授有眼界有格局。理性的思維沒有憤怒的空間。他沒有改革這個中心,而是另起爐灶,讓港大成立了一所新的「 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並成功禮聘來自美國的華裔中國研究學者李成教授作為中心主任,李教授是實事求是的中國研究權威,在美國學術界和智庫界人脈深廣,由他牽頭研究中美關係和研究美國,會帶來新的洞察,亦會促進香港與美國的學術交流。至於以殖民地心態研究中國的舊中心,張校長當然讓它繼續享受其扭曲了的學術自由。
港大這所殖民心態的研究中心並非孤例,這裡不能盡錄。本港八大院校多的是以西方心態研究中國,缺的是為國家發展而研究中國,零的是為國為港而研究美國。香港和國家需要的,是對美國的深刻認知。俄烏戰爭和以巴衝突最多再拖一兩年,其後長期的經年累月,美國將以舉國之力用盡一切手段對付中國包括香港,直至美國服軟停手。美國何時才會會服軟停手?
美國眾議院上月以接近全票通過法案,要關閉香港駐美的經貿辦,該法案年底在參議院通過後便可呈交總統簽署。但這只是美國餐桌上微不足道的一粒米。美國工具箱裏,滿載我們想像不到的招數以搞亂香港,打壓中國。香港應如何回應? 如何提前作出備案,抓緊主動權,而非被動回應美國的招數?
回答這些問題所需要的智慧,理應是在本港的大學。由於歷史原因,本港大學和美西方的學術界和研究所的人脈和學術關係緊密,交流頻繁,本港大學要研究美國,有人才資源和脈絡的一切優勢。我們大學裏世界一流的人才,只要爭爭氣氣,大可成為美國研究的全球權威,令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每逢遇到美國對華對港的辣手政策問題,都會拿起電話諮詢本港大學的「美國通」。
可惜本港大學交出的答案是一 紙空白。 但正是因為空白,為本港學者提供遼闊的空間大發異彩。爲公,是為國為港出謀獻策;為私,是提升本身的學術地位和全球影響力。李成教授前來香港做中美研究,是先見之明。
香港對「港美研究」的認知真空,是切身感受得到的大範圍無知。例如:美國會否終止港元和美元的聯繫匯率? 如果美國像對付俄羅斯一樣突然出手施壓SWIFT ,令其切斷和香港金融機構的美元交易,而變相終止聯繫匯率,殺香港一個措手不及,這會對香港金融造成嚴重衝擊。但如果香港萬事俱備,選擇最佳時機和作好了最有利的安排然後公布與美元脫鈎,殺美國一個措手不及,則絕對是大利好,因為聯繫匯率削弱了香港貨幣政策的自主權,香港為此付出成本,疊加美國天量國債財政赤字和實體經濟空心化,令美元大幅貶值只是時間題,港元是否跟隨美元大幅貶值?一旦條件成熟,雖然同是脫鉤,但我們主動則對港有利,被動則對港有害。
脫鉤的影響,香港最清楚。本港大學能作出的貢獻,不單是研究什麼時候什麼條件和什麼方法主動和美元脫鈎最有利,更可以透過研究以及與美國的交流,啟迪美國讓其明白脫鈎對美國構成他們之前預料不到的負面影響。這是曲線保障了脫鉤的主導權握在我手。利用學術研究而配合國家的戰略宣傳及服務國家的戰略目標,是美國學術界和智庫的常用手法,本港值得借鏡。
香港需要對美國進行的研究課題,俯拾皆是,而且在公在私對本港學者都有利。本港學者為何不去研究?原因之一是個人心態問題,但更重要的是本港高教的體系設計,這帶出更基本問題:本港大學從納稅人獲得的龐大研究資源,應該用來研究什麼領域?應否有更科學化的配置?
香港高教體系的最大謊言是:「教資會是沒有法定權力的諮詢機構。」 實情是教資會牢牢掌握了高等教育龐大資源的分配權,教資會和研資局每項行政決策,都直接影響大學的教學和研究。
例如教資會的「研究評審」,每年花費逾億元另加8大院校的天量人力,為的是要回答簡單的問題:「 本港大學的研究達國際什麼水平」?過去25年,連同大學的花費動用了數十億元,就是提供了以下無人有興趣亦毫無實際價值的答案:1999年50%研究達國際卓越水平;2006年介乎最低的教育大學的30%至最高的香港大學86%達國際水平;2014年46% 達國際領先或卓越水平;2020年70%達國際卓越水平或以上。 上述數字花了納稅人數十億元再加25年大學研究團隊的寶貴光陰和精神。
下一輪評審是2026年,教資會應否叫停或大刀闊斧簡化這項資源上窮奢極侈、對本港研究發展上窮凶極惡的評審?節省下來的資源來可以 作詳細研究以解答更有意義的問題:大學研究經費的配置,該如何切合香港發展的需要,包括不同學科領域的配置,亦包括基礎研究及應用研究之間的最優比例?此外,現時八大院校的整體學位配置,是否最適切香港的需要?例如香港是否需要這麼多翻譯學位?應否新設牙科護理系、人工智能系?
殖民心態的研究中心是小事一宗,所帶出的議題卻影響重大深遠:香港投放的龐大教學和研究資源如何能更具效益服務香港。教育局和教資會及研資局只需在運作上和撥款的條款上稍加方向性的引導和鼓勵,便能讓本港的研究人大展拳腳、 為我們青年學生創造高端機會、為國為港作更大貢獻。此舉亦讓教資會以今天之功,彌補昔日之錯。特區政府和教資會願意嗎?
作者楊志剛是香港浸會大學前協理副校長、中文大學前專業應用教授。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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