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爸爸工作期間猝死　政府官員還在裝睡

4月9日下午，一名正在青衣貨櫃碼頭工作的譚姓男子突然暈倒，送院後證實不治。37歲的他下有幼子嗷嗷待哺，上有高堂待奉養，所以自從父親數月前因疫情失業，譚先生為了盡力給家人多一份保障，在原本每更工時就已長達24小時的基礎上，繼續減少放假的頻率，最誇張的時候試過工作五日才回家。然而，一個如此為了家人如此努力拼命的好爸爸、好兒子，終不敵生活的重壓，最終撒手人寰。聞者無不唏噓，然而心酸之餘，也不禁憤慨，政府勞工保障、民生措施是何等薄弱，才讓這位正值壯年的男子終要拿命換錢？

早在2013年，葵青貨櫃碼頭的外判工人就曾因薪酬待遇以及需要連續24小時工作等極不合理安排，爆發過香港戰後時間最長的工業抗議。然而，由於政府角色的缺失，以及欠缺法例支援，導致工人議價能力不足，最終40日的抗議只爭取到9.8%的加薪，但工作環境和工時問題卻未有改善。而在全港範圍內，2012年便已完成的《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也在2018年縮水為11個指定行業的工時指引，且至今未有實施。至於超長工時容易引發的過勞、甚至過勞死問題，政府更是遲遲未有法律定義，以至於譚生並不是第一個無法依律舉證查明並獲得相應賠償的個案，甚至都不敢保證他是否會是最後一個。

多個政府已規管工時

每每提及標準工時、過勞賠償等議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總以難計算，過定義等為藉口。然而為何英國、台灣、日本都能推出工時規管，過勞死賠償等措施？可見困難不是理由，最重要的是政府是否有心踏出了保障勞工權益的第一步，並在實踐中不斷摸索、完善。面對勞資雙方議價能力的不平等，政府本應通過立法、福利補貼等軟硬兼施的方法取得平衡，只可惜香港政府卻偏聽資方所謂的標準工時或削弱企業競爭力及靈活性，彈性工時可讓有財政需要的勞工多勞多得等鬼話，最終讓基層勞動命如草菅，去到真需要拿命換錢的地步。面對如此情況，曾經說過死多少人並不是香港是否設立標準工時考量的羅致光，如今面對譚生長時間工作後的猝死，心中真無半點愧疚嗎？

不僅如此，政府疫情下保民生的不力，更讓這個家庭失去最後一根救命稻草。3月，政府公布失業率高達7.2%，而譚父所在的裝修維修行業更是重災區，失業率高達9.8%。面對疫情引發的失業民生問題，香港政府只推出所謂的保就業計劃，然而該計劃被指漏洞連連，偏幫僱主，難益基層。

綜援無法幫助失業者

然而給僱主發放保就業資助相當鬆手的羅致光，在面對坊間多次提出的設立直接幫助基層的失業援助金時，卻相當手緊。一說害怕被濫用，一說與現有的福利計劃重疊，認為基層市民失業後，也可以申請綜援。這種說法反映官員未能明白市民心態，不利於救濟有需要的家庭。

綜援要求申請者存款非常有限，才能獲批，往往要求一個家庭需坐吃山空到走投無路才能領取，這既過於苛刻，也不利於基層家庭的長遠規劃。再加上申請程序和時間的消耗，或者是社會對綜援的污名化，導致並不是人人都願意或能夠申請，比如此次事件中的譚生便不願申請綜援。倘若早前譚父能夠領取一定數額的失業援助金，譚生的壓力會不會小一點？是不是就能顧及自身，不用拼命工作以求生存？如今譚生餘下孤兒寡母和一雙高齡父母，又只剩下8萬元左右的積蓄，羅致光是否認為基層要走到這一步才能自證不會濫用資源，是否要走到如此山窮水盡的地步才不算濫用？疫症蔓延固是天災，但沒有處理好疫情下的民生需要，則是不可推託的人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