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萬富翁與失業率同步高企的香港

周二（6日）《福布斯》公布2021年全球富豪榜，23名香港人或家族打入全球500大，身家由50多億到300多億美元不等。全球富豪大多數在過去一年身家上漲，資產達到10億美元或以上者由去年的2,095人已急增至2,755人。

周四（8日）花旗銀行發表「香港千萬富翁調查報告」，去年全港擁有千萬港元或以上資產的市民增至51.5萬人，按年升逾2%。以21至79歲的受訪對象計算，即每12名香港人便有一名千萬富翁，數字創歷年新高。

與此同時，香港失業率由去年第四季的6.6%，按月上升至7.0%及7.2%，失業人數已經達到26.2萬人，另有15.5萬人就業不足。回看去年底公布的《2019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本港在新冠疫情爆發前的貧窮人口已升至149萬人，貧窮率為21.4%，兩者皆創下2009年後的新高。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看似簡單的八個字，背後的生活卻是有血有淚，不足為外人道。斑斑白髮的婆婆弓着背拾紙皮，大叔吃着隔夜飯盒，一家四口瑟縮在百呎劏房。對比璀璨的維港，有錢人上漲的身家，世道更是諷刺荒誕。

由凱恩斯到新自由　再回到投資與加稅

在新冠疫情爆發後，各地社會皆已明白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之惡，美國拜登政府不但推出2萬億元改善基建及加強照顧服務，而且提出加稅及要求G20國家攜手推出全球最低企業稅。更重要的是，將被開刀的企業非但沒有反對，亞馬遜反而率先開腔支持，可謂標誌了全球經濟政策的轉向。新自由主義經濟造成的禍害，已經大得令人再無法視而不見。

二戰後百廢待興，其時歐美政府曾推崇凱恩斯主義經濟模式，不惜投資，甚至是推出由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政策，經濟繁榮同時社會貧富差距有限。惟1970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經濟興起，先後在1979年及1981年上任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及美國總統列根更成為推手，強調自由市場和推動私有化。冷戰結束後，新自由主義更以華盛頓共識的姿態擴展全球，各地貧富懸殊愈見嚴重。

2008年金融海嘯只帶來一時的求變呼聲，佔領華爾街運動並未能帶來切實改變，加強規管金融機構的多德弗蘭克法案及擴大醫療保障的奧巴馬法案已是此名民主黨總統任內最大建樹。至今拜登政府推出2萬億投資方案及推動增加企業稅，箇中雖有與中國經濟較量的考慮，但也因不得不正視經濟及社會不公的禍害，要設法重構經濟及社會公平。

積極不干預、小政府大市場的香港

問題是香港政府承襲了夏鼎基積極不干預政策，習慣了港英時期在銀行大班影響下小政府大市場思維，官員是否意識到世界已經來到轉捩點，非改變不可？當他們為拒絕設立失業援助而提出諸多藉口，為了節省些少金錢而削減公屋租金寬免時，我們看到其教條式資本主義思維不改，要麼是深居廟堂之高而不識民間疾苦，或是純粹的怠懶無能。

1990年11月22日，面臨不信任動議的戴卓爾夫人在下議院被議員批評其任內令貧富差距擴大，仍自詡其令社會整體收入增加，比手勢地說「他們希望差距是這樣，而非這樣，只要差距較小，他們不介意貧者較貧，但這樣無法創造財富與機遇」。不足一星期後，這名叱吒風雲的鐵娘子便要潸然告別唐寧街十號，雖然主因在於其無法擺平黨內親歐派的勢力，但她的冷酷作風、對基層與弱勢的輕視，亦顯然是其失卻民望的原因之一。

如今戴氏與列根早已告別歷史舞台，新自由主義的積弊在近年也暴露無遺，經濟政策及管治思維亟需一次重大轉向。問題是香港政府官員是否願意以人為本，推動社會公平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