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任而非總辭　服眾而非等待

立法會延任一年一如所料地在非建制派陣營中起爭議，民主派議員周一（17日）發聲明表示傾向留守，政治學者如中大馬嶽、城大葉健民、港大李詠怡、史丹福戴雅門等均挺留。現任立法會陳志全及朱凱廸反對延任，後者批評留任違反代議民主的原則。在民主派初選九龍西勝出的張崑陽指出「人民對你們授權只是四年，在今年九月就會終止」，欲戰超區的區議員岑敖暉表示 「唯一可以決定去留的，只有民意以及是民主的機制」。

總辭派的最大理據在於現任立法會議員的授權只有四年，9月底將失效，因此沒有資格留任。但第一，現任民主派議員延任並非完全沒有授權基礎。他們乃於2016年經選舉洗禮產生，有一定的民意認授。若然政府隨意任命一批人組成立法會，那才是完全沒有民意認受，惟此非目前情況，兩者不可等同。

第二，市民授權是否必然是恰恰四年正，不能多亦不能少？在「少」方面，不難想像有市民會以為立法會議員隨會期結束已經不再在任，而不知道法律上其任期乃至9月底，不會糾纏是否整整四年。在「多」方面，設想立法會選舉因打風等原因延期一個月，致新一屆立法會未能在10月1日前產生及就任，根據現有《立法會條例》的緊急會議安排，原屆議員可在新一屆產生前行使職權，這不也是超越了四年之限？

第三，公職人員延長任期，誠然很可能會產生濫權問題，有違民主原則及政治倫理。但目前並非民主派議員主動提出延任，亦不見得他們藉此濫權。當前情況乃立法會選舉被政府押後，民主派議員「被延任」，他們是在這個既定現實下作出回應，本質上並非自利濫權之舉。

第四，即使承認民主派議員留任的授權基礎非完整，但難道我們能委託具完整認受的人進議會嗎？不可能，因為目前情況之所以出現，正正因為選舉未能舉行。這種批評不但陷入自我循環，亦無視了現實中並非最好（經選舉產生代議士）與次好（原屆議員留任）之別。目前乃原屆議員留任，及立法會失去一大批具一定民意認受的代議士之別。若要以民主倫理來定斷，孰高孰低毋庸多言。

第五，有些人說即使留在議會，民主派議員也沒足夠議席制衡政府，有如政治花瓶。若果真如是，社會為何還要費唇舌爭論去留？政府委任公職、進入諮詢委員會時，民主派也會爭取每一個機會監察政府，反映民意。放在立法會，不更是應該把握機會嗎？

第六，代議民主在本質上就是「代議」。代議民主有別直接民主，原則上乃由人民授權及委託其代表，在議會內議政及作出決定。若然每一事項也等待民調結果，代議士只會是「舉手機器」。再者，正如2016年立法會選舉之時，不可能預料三年後有修例爭議，四年後有國安法，代議士必然要按其理解及判斷在多變的環境下作出決定，延任問題亦如是。若然他們的決定錯了，便會在下次選舉中受「懲罰」。目前選舉雖然延期一年，但不見得無限期，選民屆時自然可以綜合議員過去表現來決定是否想重新授權。上述本來就是代議民主的運作，與事事公投的直接民主制本質不同。

第七，代議民主不會因為其為「代議」便不是民意及民主。公共議題不但複雜，需考慮多項因素，而且議題的數量及種類繁多，需要全盤而綜合地審視。總辭與留任，至少牽涉未來一年立法會運作的問題，包括不同議案的審理。即使有市民會花時間分析所有因素之利弊而作取捨，也不能否認原屆議員站在其位置上有其視角，值得尊重甚至信任。

這當然不是說代議士不用聆聽社會聲音，但他們不能人云亦云，毫無主見。若然如此，不但失去代議的價值，也會令社會變了由一堆喧鬧不休、未經疏理的聲音作主。相反，從政者的責任就是要為社會提供方案，並說明為什麼那是好的，值得支持的。所以立法會議員需要的是主動向社會說明，為什麼留任是較好的做法，而不是被動地等待民調顯示的社會反應。

第九，亦是最後，非建制派陣營應該時常警惕，其在爭取民主、與政權周旋的同時，會否也在將香港推向民粹。從近年歐洲政治風潮、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現象等，歐美學者指出民粹者往往自視為真正的民意代表，否定社會上其他聲音的存在。當有些人以60萬初選結果，當作是整個非建制陣營的民意聲音，又或將不支持其路線者標籤為「投誠派」及「出賣民主」等，不就是以己為唯一的「真民主派」？當有些人參選時喊得最強烈的不是什麼良策，而只是批評現任議員和政黨，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理論家烏賓那堤（Nadia Urbinati）有一句話值得警惕——「掌權的民粹領袖，需要持續地讓民眾相信，他不是體制的一部份，而且永遠不會成為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