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能否改變我們對社會的想像？

想像一下這種情景：美國周四（3月26日），一名在紐約大商場工作的中年男子被裁掉了，同日他那感染新冠肺炎的七旬母親不治，想到太太及家中兩名孩子，也不知如何是好；一街之隔，幾名「才俊」看着華爾街收市，慶賀趁低吸納的波音公司股價因為總統特朗普的救市方案而勁升，投入的五萬美元在短短四天變成九萬，是美國不少打工仔全年的收入。

這情景固然為虛構，但也不失真實。美國周四公布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創歷史新高，達到328萬人，比起2008年金融海嘯後的67萬人還要高近四倍。同日，當地新冠肺炎確診數字突破八萬，一下子超過意大利及中國而成為全球最高，紐約州單日新增100宗死亡。但與此同時，股市連升三日，道指累計升逾兩成，技術上重新進入牛市區。

當然，美股自2月下旬開始恐慌式暴瀉，華爾街人許多都「損手爛腳」，回升兩成也不代表他們沒有損失。但失業、疫情及股市三組數字同日呈現這種背反，始終逃不了那種諷刺的感覺。有人歡喜有人愁本為世界常態，但哪些人歡喜哪些人愁，仍然值得深思。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上世紀指出，我們的責任是以制度和政策減少運氣的影響，令世界盡量公義。

衝擊下哪些人當災？

2008年金融海嘯暴露了金融企業的貪婪，催生了奧巴馬政府通過《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更嚴格監管非銀行金融機構，並成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但另一方面看，資本市場的修正仍然有限，所以出現佔領華爾街等大大小小的抗爭運動，梅朗雄在法國獲支持、桑德斯在美國受追棒，說明社會尤其是年輕一代對經濟不公的不滿。2020年新冠肺炎不但奪去了多人性命，也令許多人丟失飯碗，我們會否經一事而長一智，找出社會和經濟運作的結構問題？

疫情下生意減少，僱員總是被犧牲的一群。部份行業改為在家工作時，服務、餐飲、運輸等打工仔卻只能在失業和承受染病風險中二擇其一。當美國共和黨政府的救市方案以千萬億援助企業商家，便再一次提醒了我們雖然疫症和經濟衝擊有不幸成份，但如何調節各人的得與失卻是社會公義的問題。

英國代發八成人工

與美國做法不同，英國財相辛偉誠（Rishi Sunak）宣布可向僱員代發薪金八成，上限2,500英鎊，維期三個月，以保障僱員不被裁走。在社會抱怨後，計劃更擴大至涵蓋自僱人士。事實上，也不只唐寧街繞過僱主或大企業，直接幫助有需要的勞工階層。加拿大政府向失業者每月發放2,000加元，為期長達四個月，有望助其度過這次中斷人流和經濟活動的疫情。

值得留意的是，英加發放的金額遠高於我們一般理解的失業救濟。尤其是英國以上限2,500英鎊代為支薪，實際上已相當接近全民基本收入（UBI），讓民眾不用工作也有相當收入。UBI的理念原是基於社會公平原則，讓眾人皆有生活保障，因而更自由地選擇喜歡的職業，更多時間發展所長。如比利時學者Philippe van Parijs等已推廣這個理念多年，瑞士政府亦曾試行，早前退出初選的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楊安澤也主張政府向每人每月派發1,000美元。

雖然瑞士試行後無以為繼，楊安澤在上個月已鎩羽而歸，但UBI的理念卻在疫情衝擊經濟之際再次進入大眾視野。英國保守黨下議員Edward Leigh便稱其在戴卓爾夫人年代已提出UBI，現於疫情下再次希望政府能保障國民收入。過去兩星期，《金融時報》、《衛報》等亦不時可見評論文章支持UBI。

隨疫情持續，大家都可以預視經濟活動未能短期恢復，各地政府不論以往的施政理念，均要採取擴張式開支，差別在於多少能直接進到僱員口袋。誠如人文地理學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近日撰文指出，「這是最大的諷刺：經濟和政治上唯一有效的政策，將比起桑德斯主張的更為社會主義，而這些救濟方案卻是在特朗普支持下推出，大概是以『讓美國再次偉大』之名。」

挺過疫情和經濟衰退，在政府和社會同心合力下，不是困難。真正挑戰是一時三刻的適應措施能否打開我們的新想像，構思不一樣的社會及經濟政策。應對疫情和疾病，我們需要怎樣的醫療保障，確保民眾不會因為財政能力而成為社會犧牲品？經濟公平方面，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建議向富人課稅，以讓法國全民年屆25歲時獲得12萬歐元，雖與UBI同樣看似天馬行空，但卻並非不可行。

地球沒有停轉，但人類社會這台運轉迅速的機器卻逼不得已地大幅減慢了下來。當全球數以十億計的人正因為抗疫而放下手上工作，留在家中最少兩周，這種異常狀態或許正是契機，讓我們重新思考如何締造一個更公義的社會，給未來一代更好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