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辦非助選機器　建制派應助其認識香港

中聯辦新主任駱惠寧上周履新，各界寄望中聯辦在他帶領下真正「聯絡」中央與香港。其實，除了中聯辦自身須改革之外，香港的建制勢力和政黨也必須一改以往與中聯辦的關係——不要再視中聯辦為助選機器，置自身於被動的「政治附庸」地位。相反，中聯辦既為陸港橋樑，建制派應該發揮「在地」優勢，幫助它更全面了解香港各階層的真實面貌。

說到中聯辦在香港的事務，一般港人其實不怎麼熟悉。要數最為港人所熟知的工作，便是但凡「選舉近了」，都會出現一些中聯辦為建制政黨拉票的傳聞，甚至有「欽點」建制名單的消息。而在選舉後，建制派亦會「行禮如儀」地到中聯辦「謝票」。中聯辦為建制站台、捐字畫助籌款，啟動國家機器助選即便不是香港「公開的秘密」，也是不少人的印象。尤記得2012年梁振英當選特首後，馬上到中聯辦，更被認定是向其「謝票」。

中聯辦承擔着促進「一國兩制」順利施行的政治責任，若其偏聽，甚至偏幫建制派，加深了與非建制派之間的矛盾，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統戰或「聯絡」工作而言並非好事。而從建制派的角度出發，一味依賴中聯辦開動「國家機器」幫助其選舉，在政治上附和於中聯辦，長遠只會令政黨自身欠去政治主張的定位，成為等待「上級」指示、不懂提出自己主張的「政治附庸」，扼殺了政黨的生命力。

更重要的是，建制派變為「政治附庸」，也令中聯辦失去一個接觸香港社會不同階層的中介人。中聯辦若只滿足於與建制派、親中團體、商界打交道，只會限制了自己的視野，看不清楚香港的真實面貌，影響關鍵的「聯絡工作」。反修例風波正好暴露了中聯辦與建制派這種不良共生關係的問題：中聯辦從建制和親中團體收風，錯判香港民情，低估民眾對於修訂《逃犯條例》的擔憂，以為向建制派「箍票」令政府方案通過就可安枕無憂，結果卻是作繭自縛。另一邊廂，建制派習慣於依賴中聯辦，面對政治爭議時不懂有效回應。去年11月，區議會選舉海嘯式大敗，提醒了建制派是時候「找回自我」。

建制派應該認真吸取失敗的經驗，檢視作為「政治附庸」的做法。這並非說他們要學非建制派與政府打對台，走向另一極端。但他們不能沒有出息、沒有主見，只在政治上唯唯諾諾。有別於以往依賴中聯辦，建制派必須挺起腰骨，拋開選票上的「主從」關係，認真如實地向其反映香港不同界別對香港和中央的不同意見，甚至反過來多帶中聯辦了解香港民情，這樣才是真正做好「聯絡」之道。

中聯辦主事官員多是受中央委派南下，對於香港的民情，尤其是基層的了解，總不及身為「地頭蟲」的建制派政黨。例如民建聯作為香港第一大黨，今屆區議會選舉大敗後，仍有不少地區「樁腳」和地區工作的經驗，道理上應能更充份理解香港各種問題。建制派應該利用自身優勢，一方面在政治上思考制定包括住屋、退休和勞工保障政策的政治改革藍圖，積極擺脫政治依賴，另一方面將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以及如何改革的倡議向政府及中聯辦建言，令中央更清楚香港的實情。

隨着駱惠寧接任中聯辦主任，建制派必然很希望盡快與他打好關係。建立關係固然重要，但他們更要主動把握這次機會重新定位，敢於獨自發掘香港的深層問題，尋求經濟結構改革，提出真正改善民生的政策倡議，協助中聯辦了解香港，做好聯絡工作。駱惠寧上任時言香港須「重回正軌」，這也適用於建制派與中聯辦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