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國積極拓外交　巴勒斯坦難望得救？

自以色列國防部長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呈辭後，總理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所領導的執政聯盟，在國會所佔的優勢幾乎殆盡。有見及此，內塔尼亞胡早前與內閣成員達成協議，宣布把大選推前至本年四月，希望藉民意授權，鞏固支持，並開脫三項貪污指控。
內塔尼亞胡近年積極拓展外交版圖，望藉外交政策推高民望，獲不少領袖正面回應。問題是，在內塔尼亞胡主政下，巴勒斯坦民眾生活愈見艱難，好比活在人間煉獄，若國際社會甘願為利益折腰，任由以國踐踏巴人的生存權利，這不但無視荒謬的種族隔離政策，亦難解決以巴衡突。

內塔尼亞胡身陷貪污指控　積極拓外交爭政績

自內塔尼亞胡在1999年被趕下台後，以色列在隨後十年，政權更迭不斷，但不論是巴拉克（Ehud Barak）、沙龍（Ariel Sharon）或是奧爾默特（Ehud Olmert），三人都無法在經濟和安全議題上無法滿足選民的訴求。隨着公眾輿論向右轉移，主張保守主義的內塔尼亞胡抱在2009年成功翻盤，重新掌權，同時亦穩定了以色列的政局。

可是，內塔尼亞胡的「蜜月期」在2016年12月完結，當地警方開始調查他的瀆職行為。現時，總理正面對四項貪污指控：包括收受昂貴的雪茄、香檳和珠寶（案件1000）；涉嫌賄賂國內兩大的新聞網站《YNET》和《Walla！》，以換取2015年大選前的正面報導（案件2000及4000）；以及涉嫌在採購海軍軍備時有不正當交易（案件3000）。因此，面對一系列的指控，內塔尼亞胡有意提早大選，實情是希望「善用」法律上的漏洞，一旦檢察官提出起訴，亦可保有總理的職位繼續工作，換取更多時間向司法部門討價還價。

眼見情勢不穩，加上愈來愈來多民眾不滿內塔尼亞胡在加沙危機的表現，使他近年四出外訪，試圖用外交政績，淡化「國內」施政失妥和個人醜聞。過去一年多，內塔尼亞胡除了出席巴西總統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的就職典禮、與俄羅斯在敍利亞戰場保持複雜的合作關係、出訪阿塞拜疆促成武器交易外，他更願意放下以色列的立國理念，與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素有反猶言論）建立聯繫，並對波蘭的新法律（淡化波蘭在大屠殺的共謀角色）表示贊同，更試圖與安曼、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國家修補關係，嘗試突破多年來外交孤立的困局。

不過，以色列遭國際社會孤立（特別是阿拉伯世界），實為多年來以各種方式剝奪巴人的基本權利之果。先不談1952年的《國籍法》剝奪了75萬名巴勒斯坦難民的公民權利，過去多年當局以「缺席者財產法」（Absentees’ Property Law），充公巴人的財產和土地，可算是當代殖民主義的「佼佼者」。再加上去年以色列國會（Knesset）通過一條惡法，正式界定以色列為「猶太民族國家」（Jewish Nation-state），完全無視國內約180萬阿拉伯人的基本權利。不過，隨着國際社會開始冷眼旁觀以巴衝突，不少國家領袖猶如患上健忘症，接受以國伸出的橄欖枝。此等追逐國家利益的現實、功利眼光，正正是建立在巴人的生存權利之上。

人道主義應屬首要考量　民間有力影響外交政策　　

以色列立國後，以巴即陷入了暴力旋渦，而以色列一直的官方政策，說穿了就是不斷以巧立名目的軍事和行政手段，對外擴展領土，收窄巴人的生存空間，藉此逼使他們放棄抗爭。即使國際社會曾表達不滿，以國亦常以「國家安全」為名，合理化、正當化一切帶有歧視和逼害的政策，無視國際社會的指摘。

可是，當國際漸漸淡忘巴人的苦困，本着國家利益向以色列打開大門之際，又有哪位領袖會願意放棄現實政治的眼光，為毫無利用價值的巴人發聲，來抗衡以國的霸凌行為？事實上，形容巴勒斯坦民眾身處巨型監獄，實不為過。由於以色列的安全機構旨在限制巴人的行動，人口自由流動基本上並不存在。以色列當局不但在兩國的邊境設有數百個檢查站和人工障礙物，更興建了逾700公里的「種族隔離牆」，以確保巴人「受控」。按2015年的一份報告估算，以色列的殖民政策，已使巴人一年損失約94.6億美元（佔巴勒斯坦2014年的GDP74％），更遑論是多年累積的性命？

當世人的眼球仍注視以巴衝突時，不少領袖仍會作出形式上的聲援，不敢公然跟以國交好，略盡道義責任。但當纏繞逾半世紀的火藥引已失去關注，各國隨即冷眼旁觀。可幸的是，近年亦陸續出現一些全球公民運動，如全球「BDS運動」（抵制、撤資、制裁），以及國際聲援運動（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Movement ），皆是欲借民間力量，喚起全球對巴人處境的關注。雖說運動仍是萌芽階段，但亦是給予全球民眾多個渠道為巴人發聲、平反，並在現實政治的框架外，築構國家以外的全球公民力量，影響外交政策的走向，即使各國領袖對活在人間煉獄的巴人無動於衷，可幸是現時仍有民間力量持續抗爭，為廢除殘存的種族隔離略盡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