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兄難弟難民國——委內瑞拉與哥倫比亞

近年，移民和難民為一地居民所帶來政治、經濟、文化衝擊，間接使排外情緒席捲全球，同時也使議題成了燙手山芋，即使政客抱着崇高的人道理念，相信在當今的政治氛圍下，亦難公開支持接收外來人口。另一邊廂，南美洲國家哥倫比亞在處理數百萬計的移民時，卻一反潮流，支持大開門戶。總統杜克（Ivan Duque）更稱來自委內瑞拉的難民為「兄弟」。縱然哥倫比亞的「門戶開放」政策有其歷史因由，但下述例子亦說明，在討論應否接收外來人口時，不宜用二元對立的思維。箇中關鍵非在「接收與否」，而是「如何處理」。

由移民起家的委內瑞拉　

委內瑞拉在總統馬杜羅（Nicolás Maduro）領導下施政失誤，加上被美國制裁「雙重夾擊」，國內正值現時拉美地區中，最嚴峻的人道危機。隨着惡性通貨膨脹、飢荒及醫療用品短缺，有估計指每天約有四千人跨過邊境，尋求庇護，而過去15個月更有逾100萬委國國民湧到哥倫比亞，尋求新生活。不過，有別於巴西和秘魯等國，以示威和動亂「迎接」難民，哥倫比亞卻有意投桃報李，選擇張開雙臂歡迎大批難民。

談起兩國的「兄弟情」，不能不由上世紀二戰後委國的移民政策說起。1945年，總統Rómulo Betancourt任命Eduardo Mendoza Goiticoa為農業部長。在施政理念上，兩人皆認同移民可推動的經濟發展。在此段時間，委國不但是最早承認國際難民組織（International Refugee Organization）（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前身）的國家之一，更協助遭戰火蹂躪的歐洲人移居到當地。此為委國「門戶開放」政策之始。

更重要的是，「門戶開放」政策並沒有受到政權更迭而改變，更被後續政權延續下來。上世紀60年代初，委國約有53萬名移民（約佔總人口7.5%）。移民不但有來自西歐和東歐，更有的來自中東（主要是黎巴嫩和敘利亞），可謂「來者不拒」。未幾，鄰國哥倫比亞陷入政局動蕩，游擊隊和政府軍發生武裝衝突。這場持續逾半世紀的內戰，使數百萬名哥倫比亞人流離失所，而委國的政策，吸引了不少人選擇逃往鄰國，尋求工作和開展新生活。

不少人反對外來人口，原因離不開文化習俗的差異，及爭奪社會資源的憂慮。不過，學者Michael Clemens和Jennifer Hunt的研究，就點出了外來人口對經濟的正面幫助。他們從不同國家蒐集的數據顯示，新移民進入勞動力市場後，通常不會取代了當地人的工作，或拖低他們的工資水平。反而，新移民往往都比當地人更願意承擔風險，甚具創業家精神。由新移民創辦的企業，更能為當地人提供就業機會，並非只為經濟帶來負擔。

哥倫比亞投桃報李　國際稀有的人道國家

自委國於2015年爆發人道危機後，至去年底已有約300萬人逃離家園。哥倫比亞的立場可謂是南美洲的「人道榜樣」。有別於現任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把難民稱作「地球的敗類」（the scum of the Earth），杜克在聯合國的一場演講表明，「不管有任何社會和財政困難，兩國民眾秉持手足之情，我們的大門將為移民打開」。某程度上，這可見他並無遺忘早年內戰時，委國國民提供的援助。

在哥倫比亞「門戶開放」政策中，也結合了協助難民融合社會的政策。例如，當局特別發出了一張允許委國難民在兩國自由流動的的「邊境許可證」，以及一項名為Permiso Especial de Permanencia（PEP）的特殊工作計劃，允許數十萬人難民在哥倫比亞合法居留和工作兩年。（註一）。即使措施未能擺平鄰國的政治動亂，至少亦可為委國的難民提供暫居之地及一線生機。

誠然，在現今國際社會排外聲音逐漸成為主流之際，仍有國民守望相助，國家領袖高舉人道精神，公開支持並調動國家資源接待別國難民，難能可貴。當然，隨着愈來愈多人湧到哥倫比亞，國內自然會出現一些反響，要求當局暫停或重新審視政策，但管治者不應輕易動搖。

現時不少有關外來人口的爭論，都將議題簡化成二元對立的命題（即全部接收或拒絕），卻忽略了社會和資源承載力、經濟和勞動力規劃、文化融合，甚至道義責任等考慮。誠如上文兩位學者的研究指出，單在經濟面向上，難民並非全然是一眾右翼政客所形容的「敗類」，反而更可以為當地經濟帶來貢獻。因此，以二元對立的眼光來看待難民，實非理性，亦無視了國際社會的道義責任，而箇中關鍵非在「接收與否」，而是「如何處理」。

註一：哥倫比亞政府曾在上年初暫停兩項計劃，但於同年年底重新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