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馬斯是恐怖組織還是慈善組織？

在新一輪以巴衝突中，以色列國防部長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在本月14日宣布呈辭，並領導猶太人家園（Jewish Home Party）退出執政聯盟，以回應當局接受由埃及斡旋所促成的停火協議，並指此舉是「對恐怖的屈服」。反之，「恐怖組織」哈馬斯則將利伯曼呈辭講成「政治勝利」，稱這代表以色列承認失敗，亦是巴勒斯坦人抗爭的「階段勝利」。不過，哈馬斯遠比一般「恐怖組織」來得複雜︰對部分巴人而言，哈馬斯一方面向以色列發動恐襲，欲將巴人從殖民主義和壓迫中解放，卻反招對方橫蠻報復；另一方面，哈馬斯則化身「慈善組織」，向巴人供給了不少社會服務和資源。毋怪有人覺得組織是「天使與魔鬼」並存的化身。

為解放巴人不惜一切　恐怖主義只是「必要手段」？

「哈馬斯」一詞作為阿拉伯語的縮寫，原意是指「伊斯蘭抵抗運動」。自1987年正式成立後，組織已被多個西方國家及組織，包括美國、以色列、加拿大、歐盟等，定性為恐怖組織。觀乎組織的憲章，其目標是「按照伊斯蘭教的框架，把西岸和加沙地帶從猶太復國主義中解放出來」。哈馬斯在2017年重新定位，組織於此前的「賣點」主要有四：

首先，哈馬斯原是另一個被貼上恐怖組織標籤——穆斯林兄弟會的延伸組織，兩者在意識形態上，可歸納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希望伊斯蘭教可作為生活上各領域，如文化、信仰、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的行為準則；

其次，哈馬斯曾強調1948年前的巴勒斯坦範圍是伊斯蘭教的應許之地，故絕不可以放棄任何一塊領土；

第三、哈馬斯的政治宣傳把民族主義與宗教意識結合，令政治行動（暴力和非暴力抗爭亦然）成為了宗教信仰的一部分；

最後，哈馬斯不承認以色列的合法性或存在權，並堅持「武裝抵抗」是解放巴人的唯一出路。

在不少外國人眼中，自殺式炸彈不僅是哈馬斯的「招牌手段」，更是十惡不赦的罪狀。可是，數年前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發現，巴勒斯坦地區有約四成六的受訪者認為，為了保衛伊斯蘭教免受敵人侵害，即使是針對平民的自殺式襲擊，某些時候也可接受。調查間接說明哈馬斯並非少數極端分子，而是有近半民眾背書的「恐怖組織」。

要了解巴人為何能包容哈馬斯的「暴行」，必先明白組織在巴勒斯坦所扮演的角色。與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一樣，哈馬斯透過各類社會服務，補足了不少民眾在長期鎖國下的生活所需，吸引不少追隨者。就連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亦指出，「民眾對哈馬斯的支持，可歸功於其社會網絡，如食物銀行、學校和醫療診所等社區設施⋯⋯估計每年開支高達7,000萬美元」，這就難怪有人覺得「恐怖組織」是「自由戰士」。

恐怖主義道路走不通　放下屠刀才找到出路？

自2006年哈馬斯正式參與政黨選舉，並在2017年修訂憲章後，不少人對近年哈馬斯的路線轉向半信半疑。有人認為哈馬斯改行較溫和的路線，擴大民意基礎，逐步轉型；有人則指恐怖組織的本性難移。或許，我們可從新一輪的以巴衝突中，窺看哈馬斯是否真的「改過自新」。

自「土地日」（3月30日）巴人發起「回歸大遊行」（Great March of Return）起，哈馬斯表面上已有明顯的立場改變，再無呼籲民眾拾起槍枝和武器抗爭，反而改以「較溫和」的形式抗命（但仍會向以軍投石和氣油彈）。哈馬斯之所以改變抗爭手段，其盤算不難推敲。在雙方實力差異甚大的情況下，以色列經常以不對稱的武力對付示威者，而新一輪衝突至今已造成約200名巴人死於以軍槍火下，間接令以色列難佔道德高地，反而令巴人更容易爭取國際社會同情，責難以色列的霸權行徑。

與此同時，大眾亦不應忽略其他誘使哈馬斯「從良」的外在因素。自2007年哈馬斯取得加沙的控制權後，組織在短短數年，已經與以色列爆發過三次戰爭，特別是在2014年一役後，加沙的破壞至今仍未沒有完全修復。觀乎以色列過去的強硬立場，若哈馬斯續以暴力手段挑釁以色列，繼而引發軍事衝突，這亦難以說服生活在水深火熱的選民；再者，巴勒斯坦內部的派系鬥爭仍未完全解決，自治政府更在去年制裁加沙地帶，措施包括將公務員工資削減三成、暫停電力供應，迫使哈馬斯妥協，令組織的支持度大減。這些都是哈馬斯逐步調整路線的誘因。

平情而論，以恐怖主義爭取民族解放，歷史已證明是條走不通的道路。從早年北愛蘭爾共和軍（IRA）「棄槍從政」的故事可見，武裝部隊最後亦要走進議事廳，才能帶來真正的改變。儘管現時判定哈馬斯能否走上IRA之路實屬言之尚早，但暴力僅會衍生更多暴力，相信哈馬斯亦會逐漸明白這個簡單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