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王儲會踏上狂人薩達姆之路嗎？

上年紀80年代初，美國在中東事務上，選擇與狂人薩達姆（Saddam Hussein）聯盟，以壓制伊朗在1979年革命後的勢力擴張。雖然美國在「兩伊戰爭」給予伊拉克大量援助，令雙方打了一場長達八年（1980至1988）卻分不出勝負的戰爭，但這尚可算是重創了伊朗的經濟和區域野心。美國採取「與魔鬼交易」的外交政策，惟美伊關係卻在1990年伊拉克揮軍入侵科威特後，陷入破裂。事後看來，這不僅為2003年小布殊出兵推翻薩達姆埋下伏筆，也令美國陷入一場曠日持久、傷亡慘重的戰事。
雖然薩達姆已被剷除，但美國在中東仍有一位「失控潛力」可媲美薩達姆的盟友——沙特王儲穆罕默德（Mohammad bin Salman）。自爆出沙特裔記者卡舒吉（Jamal Khashoggi）月初進入該國領事館後離奇地被肢解後，在國際社會施壓下，美國不斷修正立場。雖說此事短期內難以撼動美沙同盟的根基，但前車可鑑。若年少掌權的穆罕默德續以強硬作風示人，不加節制，王儲的結局或許會像薩達姆一樣，由美國盟友變成敵人。

美對盟友反人權不聞不問　惟錯判底線招滅亡

無獨有偶，與穆罕默德一樣，薩達姆同是年少掌權，被美國視為可培養的盟友。根據國家安全委員會前官員莫里斯的說法，美國與薩達姆的關係可追溯至1963年。在美國時任總統甘迺迪領導下，中情局選擇與當時年僅26歲的薩達姆建立關係，以藉政變推翻阿卜杜勒（Abd al-Karim Qasim）的軍政府為目標，在伊拉克重新建立親美政權（順帶一題，阿卜杜勒同樣藉政變於1958年推翻了當時親美的帝制）。

不過美國和薩達姆的關係，卻是在兩伊戰爭時期才逐步浮面。1982年，為促成兩國關係正常化，以支援薩達姆對抗伊朗，列根政府決定把伊拉克從國務院的恐怖主義名單中剔除。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美國對伊拉克的支持，不僅只有情報分享，更通過智利一家公司，向軍方供應集束彈，並協助伊拉克獲得化武原料。儘管當年有情報顯示，伊拉克幾乎每天都使用化學武器對付伊朗國民，但在圍堵伊朗的現實政治考量下，美國選擇無視薩達姆的反人類罪行。

可是，對於薩達姆而言，致命一擊並非使用化武打仗，而是1990年誤判美國的「旨意」，「錯誤地」派兵吞併科威特，變相迫使美國不得不有所回應，以「捍衛」美方一直倡導的國際秩序。在薩達姆發動戰爭前周，美國駐伊拉克大使April Glaspie曾向薩達姆強調，總統（布殊）指派她擴大和深化兩國關係，並指美國對阿拉伯事務「沒有任何立場」。誠如哈佛學者Stephen M. Walt所言，「美國不知不覺地向薩達姆開了綠燈」，就像當年兩伊戰爭前夕的觀望態度一樣。不過此等權宜之計，卻為2003年的戰爭種下禍根，亦成了美國合理化入侵伊拉克的藉口。

王儲會自招滅亡？一切還須看卡舒吉事件後的政策轉向

相較卡舒吉事件曝光前期，特朗普的態度已因國際社會壓力而逐漸轉向，又宣布制裁措施，吊銷和禁止涉案人員的訪美簽證，而且卡舒吉事件已非穆罕默德首次為美國帶來麻煩，若王儲在此事後續以過去一年的強硬姿態示人，難保美國有天會棄車保帥，令王儲成為「薩達姆2.0」。

須知，在卡舒吉事件前，沙特在也門的軍事行動已惹國際社會不滿。事實上，也門內戰是近年最嚴重的人道災難，而沙特聯軍多次誤炸民用設施，造成大量平民無辜犧牲，其所用軍火，正正是美國所提供或援助所得。此外，王儲的氣焰還可見於至今仍未解決的「卡塔爾斷交事件」、黎巴嫩總理哈里里（Saad Hariri）無故在沙特「被辭職」，還有因人權問題與加拿大掀外交風波等例子。可見，王儲就任雖只有一年多，卻已經四處點起火苗，即使上述多事尚未撼動美國的國家利益，也足以引證了王儲本人就是兩國關係中的不穩定因素。

雖說現時美國在以色列和伊朗問題上，仍需要沙特的支持，加上不少西方傳媒都對王儲所推的改革開放甚有好感，其本人看似應不會落得薩達姆的慘況。不過，在現實政治的盤算下，國家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國際格局多變而複雜，即使王儲現釋放另一王子Khaled bin Talal，借機向外界表達善意，亦難保他朝因中東格局變更，成為了毫無價值的棄卒。相信經此一役，即使穆罕默德能保住王座，其行事亦會轉向低調，短期內不再為美國帶來煩惱，以免步上薩達姆的後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