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中俄暗戰在經貿　平衡利益建互信

在中美貿易摩擦膠着，以及俄國被指在英國暗殺間諜一案成為國際焦點之際，中國兩名國務委員——國防部長魏鳳和及外交部長王毅同時訪問俄羅斯，向世界釋出「聯手抗美」的姿態。中俄外長會後共見傳媒，表示國際社會有必要「讓那些自認為可以為所欲為的人恢復理智」，並指中俄的合作關係具有「特殊性」，使不少人都將信息解讀成聯手抗敵的大格局將會形成。不過從歷史看來，大國間的「特殊關係」並非只存在合作，當中更存在競爭，同時也受制於國內種種因素。對俄國而言，目前合作的時機既是西方國家施壓使然，又是國內經濟因素驅使。雖說中俄合作是具有對抗西方主導的全球秩序的象徵意義，但中俄的合作很大程度仍受制於兩國的經濟發展目標，而非共同敵人。

俄國經濟需要中國　但亦忌諱「一帶一路」　

觀乎歷史，俄國對尋求結盟，很多時都出於自身務實的利益考量，多於對盟國意識形態的支持。1939年，納粹德國發動二次大戰前，曾與蘇聯簽定《德蘇互不侵犯條約》（Molotov – Ribbentrop Pact），表面上是旨於建立兩國之間的共識和「友誼」，事實上兩國除了秘密地瓜分波蘭外，皆視《條約》為緩兵之計，暫時放下水火不容的意識形態對峙，爭取更多時間及空間，為未來可能發生衝突的作好準備（兩國最終亦於1941年開戰）。

引用《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不是要將中俄關係比喻為二戰時期的德蘇關係，說明兩者終須一戰。反而是要帶出不論是蘇聯或是俄羅斯，其合作動機都是源於自身迫切的利益考量，而非意識形態或政治原則。大國競爭之張力，亦不會因為條約而暫緩，只是由陽光下的競爭，轉到桌下暗地裏進行。

儘管中俄高層會後宣布在軍事上展開合作，但真正影響兩國未來的合作關係能走多遠，是俄國的國內變數。因為不管兩國合作與否，她們早被美國認作「意圖破壞現狀的強權」的全球競爭對手，故是次軍事交流合作是形式上、被動地回應美方挑戰。此全球競爭格局在可見將來都不變的情況下，中俄在對抗「共同敵人」將被動地站在相同立場，但兩國微妙的自主關係卻是在經貿方面。

撇除俄國因涉毒殺前特務所引起的外交孤立，在國際間以高姿態與中國合作，可說是預見之事。反而，另一個使俄國向中方靠攏的誘因是在經濟建設上。在油價大跌和國際經濟制裁兩大因素夾擊下，俄國的經濟活力已陷入滯脹階段（雖在2017年已走出陰霾，但仍未敢樂觀）。據IMF的數據顯示，自2014年俄國被制裁後，國內的實際經濟增長率於2015和2016年已錄得負數，加上通脹和人口老化等問題來襲，使俄國須借中國之力解決企業融資、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困局，以維持國內管治威信和自身在中亞的影響力。

自俄羅斯於1990年代的私有化計劃變成賤賣國有資產後，俄企一直未能擺脫債台高築的局面，而中國國企亦於同期伸進俄國的「戰略產業」，以貸款方式換取穩定的天然氣供應，解決經濟發展所引伸的龐大能源需求。不過，當前中國在俄國的經驗影響力已從石油、天然氣和鐵路行業，逐步在「一帶一路」的戰略框架下伸進俄國定義的利益範圍（Sphere of Interest）——中亞。這才是俄國忌諱之處。

各具地緣政治野心　對抗美國「共同敵人」

事實上，「一帶一路」和俄國總統普京於2015年倡議的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EEU）在戰略功能上亦有所衝突。在俄羅斯國內政治氛圍中，民族復興主義已成普京鞏固及擴大支持者的既定而有效手段，而普京推動EEU的本意是以經濟融合為題，推動中亞五國與俄國的政治聯繫，從而提升俄國在利益範圍的影響力和普京的支持度。

可是，中國在中亞的經貿投資已從昔日集中於能源和礦產領域，延伸至農業、旅遊、房產等行業。在傳統的能源領域上，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已成了主要的操盤員，負責將哈薩克的能源向東、西兩方輸出；而在未有加盟EEU的土庫曼和烏茲别克中，中國已成為該國天然氣的主要買主，再加上中國資金一直在中亞區內流轉，以建設電網和交通基礎設施，無一不使中國成為俄國在中亞的主要對手。

在判定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特殊性」時，不應單純視之為結盟，而是兩國當前利害的共通點衍生的合作關係。須知道，中國透過「一帶一路」所彰顯的地緣政治野心，跟俄國在中亞的野心有着重疊之處。在中國的資金和技術比俄國更具優勢下，可見將來俄國在中亞經貿發展的地位將日漸被邊緣化，令中俄未來的合作關係添加不少隱憂。

由此可見，早前中國外長和國防部長同時訪俄，情況雖屬罕見，但其含意僅是被動地回應美國的壓力，形式上表示兩國有意加深關係和協調。但當前的中俄關係，比冷戰時期尼克遜訪華更為微妙。在大國競爭的環境下，要加深兩國的合作關係，建立互信，除了依靠美國這位「共同敵人」外，更重要的是從中亞經濟利益分配中找到平衡，令俄國能夠在中國經濟影響力日增下，維持自身對中亞事務的政治影響力，這才是真正建立互信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