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企業營運數據涉公眾利益 香港需要開放數據法嗎？
近日，政府公布智慧城市基礎建設，其中提到2020年將會推出新一代的「政府雲」（包括「公共雲」和「私有雲」）和大數據分析平台（如「空間數據共享平台」），目的是透過資源共享，讓各部門傳送和分享數據，提高運作效率；同時市民也可以得到相關的實時數據。例如多功能智慧燈柱能收集到實時路面交通、氣溫、風速、空氣質數等數據，相關的數據會傳送至「政府雲」，市民可以透過雲端平台得到這些數據。不過，不少地方政府像香港一樣，只是停留在推行和落實政策或行政命令的層面上，鮮有討論私人企業的角色。
公共雲（Public Cloud）：由第三方提供服務，任何人都可以使用這個雲端
私有雲（Private Cloud）：自建雲端運算平台，只限個體戶使用的雲端
混合雲（Hybrid Cloud）：數據和程式都可以在公共雲和私有雲之間移動
私人機構也要公開數據嗎？
美國紐約市前首席資訊科技官Minerva Tantoco只花了兩年就將紐約轉型至智慧城市，帶領紐約市贏得2016年的世界智慧城市獎項（World Smart City Award），她指出，開放數據並非易事，但卻是發展智慧城市的重要要素。政府對公眾開放政府內部數據好處顯然易見──有助市民監察政府、提高政府營運效率等等。不過，外界大多將焦點和討論放於政府如何把資訊公開、公開哪個部門的數據，卻忽略了私人機構或企業在數據開放時代的角色。到底企業的資訊是否屬於市民、誰才掌握資訊的「擁有權」、如何令私人機構或企業願意提供有用的資訊，讓政府制定相應的政策……社會和政府必須思考這些問題。
根據英國的開放知識基金會（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的全球開放資料指標（Global Open Data Index），該地區的資訊愈開放，排名就會愈高，台灣去年蟬聯全球第一，新加坡排第17，而香港僅排第24位，落後於鄰近地區。
在香港，現時有多個公共交通機構都不願意開放數據，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光多次呼籲，甚或去信政府，希望政府在批出牌照和專營權的時候，將公開數據的要求列入相關條款；但政府回應指，數據屬於企業的私有財產，是否開放數據實屬「商業決定」，不能要求公司公開予公眾免費使用。但政府既然批出交通專營權予私人企業，企業其實背負了很大的公眾責任，與公營機構相差無幾，其數據亦與公眾利益息息相關，故要求他們公開數據也是合情合理。
事實上，外國已經有就公私營機構公開數據立法的先例。紐約市為了更有效做到「全民數據開放」， 於2012年3月訂立了《開放數據法》（Open Data Law），提高政府部門的服務效率、增加其運作的透明度，以及對公眾問責。開放數據法除了要求不同政府部門將數據公開，還可以要求企業將有關公眾利益的資料提交予政府，以便制定政策，再由政府決定會否公開資訊。去年紐約市當局以「規劃交通」為由，要求出租汽車公司（for-hire vehicle，如Uber、Lyft）公開每一程接載乘客的詳細資料及行車數據，包括上落車的時間和地點，使當局能分析哪個地點上落客方便、哪個地區需要更多巴士服務、發生拒載的頻率等等。再者，當局能透過這些數據，得知司機的工作時間，從而監察出租汽車公司有否遵守《司機疲勞法》。
開放數據也須立法嗎？
誠然，制定《資訊自由法》、《檔案法》在社會上醞釀了超過20年，即使林鄭月娥競選特首期間曾簽署「新聞自由約章」，承諾推動《資訊自由法》、《檔案法》，但前者在《施政報告》中完全未提及； 其實現今社會對這個議題（公私營機構開放數據）的討論也不多，遑論落實《開放數據法》。
然而，開放數據法並不是「零爭議」。紐約市當局最初提出這個法案時，引起了社會強烈的反響。有部分反對聲音來自私人企業，他們主要擔心所公開的資料涉及商業決定，對企業自身不利；更有民間關注人權的團體擔心公開數據違反「資訊自主權」，即是市民的私隱或遭侵犯。因此，政府必須思考開放數據帶來的問題，如何平衡數據開放和保障市民私隱。
杜拜去年年中向外界展示一系列智慧杜拜（Smart Dubai）的項目，以成為世界上最歡樂的城市為目標。智慧杜拜包含了分析不同數據，作政府決策的依據，如收集駕駛者的數據，以制定適當的路面交通措施。事實上，杜拜在公布相關項目之時，早已為推行智慧城市和開放數據做好準備。杜拜政府為了釋除公眾疑慮，另設私隱條文配合，早於2015年10月制定了《杜拜數據法》（Dubai Data Law），上月落實有關政策（Dubai Data Policies），其法案內容加入了數條保障市民私隱的條文，包括加以擬定保障個人和企業私隱的政策、市民有權與政府一起管理自己的資訊等等。《杜拜數據法》將數據分成兩大類，分別是「共享數據」（share data）和「公開數據」（open data），規定政府須嚴謹、慎重地判斷企業所提供數據純屬「分享」（供政府參考、制定公共政策，不一定要全面披露數據），還是完全公開數據予大眾。在「共享數據」的分類之下，還會按機密程度再細分成「機密」（Confidential）、「敏感」（Sensitive）及「高度機密」（Secret），政府須要根據相關法規來處理不同機密程度的數據。可見，政府須為數據做好把關的工作，也要思考如何開放數據，但又能保障市民私隱。
另一方面，中國也有對數據管理的相關法規。中銀監上周公布《銀行業金融機構數據治理指引（徵求意見稿）》，要求銀行業加強數據管理。《指引》列出三大原則，包括要有系統、有彈性地管理數據，以及加強銀行業主動監管。中銀監又提出要設立首席數據官，確立數據治理部門，建立數據質素控制機制。
開放數據皆有利弊，用得適切便能惠民，但若政府不做好把關的工作，將不能保障市民私隱。至於香港需要開放數據法嗎？這個問題值得社會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