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德國工時低、產值高　港府應汗顏

德國一個大型工會30年來首次要求降低工時，最終成功爭取每周工作28小時。德國的工人能在工作與生活間取得平衡，同時能維持競爭力和生產力，但香港仍在標準工時立法的議題上裹足不前，經多年的討論、諮詢，都不能落實就標準工時立法。到底香港在減低工時上的出路何在？德國工會成功「抗爭」的例子值得香港參考。

多國做到降工時卻不減生產力

擁有390萬名會員、德國最大產業工會IG Metall早前動員發起大規模罷工，爭取改善薪資待遇、彈性工時及福利等，動員了50多萬人上街，是德國34年來規模最大罷工。行動至少令汽車製造商、零件供應商、工程公司等合計損失約2億歐元（近20億港元），除丹拿（Daimler）、寶馬（BMW）等汽車公司，甚至連空中巴士（Airbus）也受影響。

工會與資方經過13小時談判後達成協議，從今年4月開始，約50萬名勞工可望加薪4.3%，需要照顧家庭成員的的員工每周工時從35小時減至28小時，以五天工作計算，每天工作時間不足6小時。

Expert Market在2016年的研究報告發現，在十個最高GPD的國家中，有七個國家同時是十大工時最短國家，分別為盧森堡、挪威、瑞士、荷蘭、德國、丹麥、瑞典。不過Expert Market兩年的報告都沒有提及香港排名，若以同樣的算式計算，按瑞銀報告指香港年工時是2,606小時（即每週50小時），而去年的GDP超過37,000元，即是每小時生產力只有17.6元，低於英國的19.4元，與時常發生過勞死的日本（17.4元）不相伯仲。由此可見，高工時並不保證帶來高生產力。

家庭友善勞工措施有助提高生產力

德國的勞資爭議引起國際社會對生活質素和勞工政策的反思，工會已經就此與歐洲央行討論加薪的問題，而歐洲央行表示，與多家大型企業會談過後，不見得年輕一代的員工最在意薪金，他們反而更重視生活品質。工會的談判代表齊茲伯格（Roman Zitzelsberger）就表示，減少工時可以吸引更多人入行，因為彈性的工作時間有助家長照顧子女。這突顯家庭友善的勞工政策有助員工平衡工作與家庭責任。

大機構的資源充裕，自然較易調配人手，但這不代表中小企便無法推行家庭友善措施，例如有中小企會在員工生日時提供「孝順金」，感謝員工父母；有公司則設「陪面試假」，方便員工陪子女參加升學面試；有的更會增建育嬰室，讓女員工餵乳。可見， 不少企業已經願意踏出第一步，推行家庭友善的措施，而政府又做了什麼保障工人呢？

港府無意就標準工時立法　工會須自強

標準工時的其中一個原意是藉降低工時，讓僱員在生活和工作之間取得平衡，也算是一項家庭友善措施，尤其香港頗多雙職家庭，政策可令家長有更多的育兒時間，能促進親子關係之餘，亦可紓緩托兒服務不足的問題。民間一直希望政府盡快就此立法，可惜當局從沒順應民意，只是成立委員會討論和研究這議題，敷衍了事，甚至以「合約工時」取替「標準工時」，魚目混珠。合約工時方案只規定勞僱雙方須訂立超時補水的協定，而員工超時工作應獲最少1:1的超時工資或補假補償，這些規例與真正的標準工時政策相距甚遠。尤有甚者，按政府時間表，就連合約工時方案也要在2020年底或2021年初才能實施，敢問政府誠意何在？

政府曾為各行業制定合約工時指引，但指引沒有法律約束力，加上僱主和員工的地位不對等，僱員難與僱主商討工時問題。有論者指「一刀切」強制降低所有行業的工時有技術困難，尤其會對中小企造成較大影響，那政府大可分階段為上述指引立法，顯示出求變的決心。

港府冷待標準工時立法，工會更加有責任代表工人與資方談判，或部署進一步行動。回望德國這場抗爭，工會IG Metall能團結大批工人，齊心罷工，使資方不得不讓步，降低工時。就此，香港的工會做得到嗎？自從集體談判權遭廢除後，工會已成為「無牙老虎」，在抗爭的路上籌碼不多，困難重重。工會若要增加談判籌碼，必須團結工人，提高動員能力，並借歷史上多次的工運，教導工人勿做「奴工」，遇到不公對待的時候必須發聲。由近年較大型的葵青貨櫃碼頭工潮，到上月的海麗邨清潔工人罷工，均可見工會能動員愈多工人罷工，造成的影響就愈大，談判的籌碼也愈多。當政府遲遲未展開標準工時的立法程序，工會的角色就愈見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