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自立要講金——貧窮　就註定是「社會失敗者」？

從什麼時候開始，你是自主？由小時候的世紀大騙案——讓父母「幫你保管」新年利是，到有獨立經濟能力時外出吃飯由你結帳，或者將賺來的錢請家人去一趟旅行、替家居添置家具……要由心感到自主，似乎卻離不開一個物質又實際的「錢」字。

明明是在努力工作，賺的錢卻只夠填補日常開支，不足以上車買樓、玩樂享用，大概是不少港人的煩惱。肯雅憲法學者Yash Ghai形容「貧窮不單止是缺錢或者零收入，廣義的貧窮指的是被褫奪活出尊嚴的能力」。對比起受困於瘟疫、天災與戰爭地區的貧民而言，香港生活面對的問題未必是日復日的生命威脅。在香港，貧窮，特別是在職貧窮的問題卻一直存在，根據扶貧委員會2016年的統計顯示，全港現時有995,800的貧窮人口，是整體人口的14.7%，當中，在職貧窮有200,700戶。香港的貧窮是相對於我們生活的社經背景所衍生貧富懸殊、財富過度集中在小部分人身上的問題。貧窮的「罪責」不再規限於個人問題——「懶唔懶」、「努唔努力工作」，反而是社會骨子裡的結構問題。

農村至城市，集體變個體

結構性貧窮亦與社會勞動力結構的轉變有關。無可否認，自主的意識浮現，令社會從集體愈來愈走向個人化。將這個抽象的概念說白一點，就是由大的擴展家族（三叔二姑姐表姨媽），變成小的核心家庭（父母兄弟姐妹）為中心。家庭結構的轉移跟城市都市化的進程有密切關連，從前務農為生的鄉村生活注重勞動力，家裡有多少個男丁就有多少人可以「搵飯食」，這樣的家庭模式到7、80年代的工業社會仍然奉行。不過，自1981年起，香港的家庭數目雖然由120萬戶翻倍上升至2016年的250萬戶，但家庭的平均住戶人數卻由4人跌至3人，這個現象亦吻合一般生育率的下降數字（1981年的生育率為65.2，2011年為33.6），反映踏入後工業社會，家族生活已經不再主流，「多人」甚至會增加家庭的成本（生育、生活開支），但「多一對手」卻未必可以多賺一份錢，因而促生更多小家庭，這正是知識型經濟社會的一大特質。

對比起農村以及工業社會而言，「家族」的作用以及影響力相對減弱。舉例說圍村是一個完整的生活系統，宗族內生活的人依靠圍村內的私塾獲取資訊，現代卻不然，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出現更進一步擴闊獲取資訊的渠道，活動的空間由「私塾—集體」變成「手機—個體」，私塾不再是唯一的資訊渠道，個人擁有更大的控制權與自主權，從「無得揀」變成「有得揀」，因此不需要依附家族取得社會優勢，而學懂自立便成為個人能力的本錢。例如01社區的【單身女讀白】報道中，兩名女生便以搬家的途徑嘗試獨自生活，學懂自立，質疑集體生活褫奪「獨立」的空間。

三十而立？

當社會的意識已經改變，但個人的生活資本又是否足以支持這種生活形式的改變？在北歐三國（瑞典、丹麥、芬蘭），青年平均會在19.6、21以及21.9歲搬離父母，展開獨立生活。不過根據香港青年協會2010年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有63%的18至39歲受訪者仍然與父母同住，受訪者同時表示是基於缺乏經濟能力而不打算獨立生活，反映經濟條件是影響獨立生活的一大阻力。

諷刺的是，在香港從事低端技術的工作甚至比高端技術的有更好的薪酬待遇，反映香港缺的不是人才，而是市場。在香港從事餐飲業的洗碗工作，一個月的薪酬可達17,000元，已經比本港入息中位數的15,500元高出約1,500元。在香港社會沒有足夠資源吸納人才的情況下，一方面令掌握高端技術的知識階層流走，令勞動市場向下流，另一方面亦令其餘掌握高知識的勞工失去經濟自主的可能，個人的價值，即賺取的工資全由市場決定，難以自立。

由經濟條件直接連帶影響的因素，是改變住屋環境條件的能力。單身女讀白中的兩位女孩想要出走獨立，結果變成與屋主共居，與陌生人分享居住空間。共居又是否屬於這一代年輕人的理想生活方式？就結果而言是與「獨立」、「自主」的初衷相反，因為共居只是一個節衷的解決方法。這樣的社會現實亦同時反映在基層的居住情況上，當市中心的樓價成本愈來愈高昂，低收入者只可以愈住愈遠，以節省生活成本。不過，根據香港01在2016年的報道顯示，即使是偏遠地區如洪水橋、元朗、屯門等地，由於遠離市區，房屋租金相對廉宜，是不少基層的首選。由於房屋需求大增，這些偏遠地區的租金相繼上升，單次升幅更可達16.7%，令基層市民寧願住市區的劏房、兇宅也不願意落戶偏遠地區，反映在沒有經濟能力的情況下，市民根本沒有選擇，亦遑論在現況下講求奢侈的自立，凡此種種，都並非一個健康社會的徵象。

當社會大眾對「自立」有迫切的現實需要，社會環境又能否配合大眾思維的進程發展？如果自立的定義必須透過賺取的金錢才得以量化，就現階段看來，社會不能避免只會繼續出產更多三十而不立，如親建制人士周融言及的「社會失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