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性工作是罪孽還是產業？立法規管是否可行選項？
阿姆斯特丹紅燈區的街頭上，自2007年開始佇立着一位婀娜的女性，她的名字叫Belle。Belle是荷蘭性工作者的代表，亦是為了捍衛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而誕生的一尊銅像。
香港的街頭沒有顯眼如Belle的性工作圖騰，有的只是隱敝在盞盞桃紅色霓虹燈唐樓內的性工作者，市井稱為「雞」，文雅一點叫鳳姐，通稱妓女，中國來的又叫「北姑」。紫藤辦公室創辦者嚴月蓮就指出，性工作也分為夜總會、情色按摩（邪骨場）、一樓一鳳等階層；而援交、出租女友（PTGF）則不一定會自稱為性工作者。諸類叫法，或多或少帶有貶義，坊間有討論認為要將她／他們統稱為性工作者，正名是撇除社會對性工作者歧視的第一步，然而，正名並不足以解決這群性工作者面對的問題。
性工作者：社會的隱性族群
翻閱資料，港府並沒有確實的性工作者數據，這個事實亦反映性工作者並未納入政府規管，不受法例保障，性工作者在香港仍然是未被接受，也不會承認自我身分的一群。1993年《南華早報》有報道指出，香港共有20,000名性工作者， 不過國際特赦組織對此數據存有質疑，在2014年的報告中指出根據會面團體的統計，現時全港性工作者的數目約10,000人；紫藤則估計香港約有2,000個「一樓一」的單位被女性性工作者使用。
單就數字看來，性工作者只佔全港人口的一丁點，性工作者似乎不足以影響大眾社群的利益，既然如此，為何仍然要討論？一切源於香港的人權法。人權法案第一條列出：「人人得享受人權法案所確認之權利，無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性工作者雖然只是香港人口中的小數，但與大眾一樣可享有人權權利，社會不應對這隱性族群的狀況視而不見。
立法是保障，還是威嚇？
現時與性工作者主要相關的法律是刑事法，目的是禁止，而非保障這群性工作者，由刑事法衍生的副作用便是令到性工作者難以尋求協助，更甚者會受到進一步剝削。在香港，一樓一本身並非犯法，不過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139條〈經營賣淫場所〉，經營兩人以上，或者管理賣淫場所、為不道德目的或遊蕩而目的唆使他人則會觸犯法律，例如一樓多鳳，在香港是犯法。法例之間可見矛盾，如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所言，性工作者的身分並不違法，但職業內的行為卻違法，因而導致執法含混。
執法是如何定斷？是由性服務開始已經犯法？還是有金錢交易才算犯法？如何避免再有警察以威嚇形式「叫霸王雞」？不論是紫藤、青鳥的報告，皆顯示性工作者即使報案，被起訴，以至承受損害的一方往往是性工作者，有10%性工作者曾表示受過警員，或自稱是警員的人威脅或勒索；或被警方以「食得鹹魚抵得渴」的理由而沒有繼續追查。同時，性工作者基於《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137條〈依靠他人賣淫收入為生〉，性工作者不能聘請保鏢，加上一樓一的情況下，性工作者往往只能自救，並認為執法者未能保障自己，因此性工作者不論在立法、執法上都是受壓的一群。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Rubin在〈Thinking Sex: Notes for a Radical Theory of Politics of Sexuality〉一文中指出，大部份相關的法律條文，除了強姦罪外，其實並沒有將共識、強制性交兩者區分——性交本身已是原罪。Rubin正正帶出香港以安全套入罪的問題，安全套對性工作者而言是一個安全保障，不過在執法的時候卻成為與「賣淫」及「經營賣淫埸所」拘捕、檢控的環境證物，根據青鳥2014年的調查顯示，有近3成的受訪性工作者會因想降低被捕風險而減少使用安全套，或者完全不攜有、藏有安全套。刑事法其實令性工作者需要承受更高風險，當安全套由保護變成威脅，社會更應反思法律究竟是為誰而立。
荷蘭案例：規管性工作
在荷蘭，性工作是合法的，首都阿姆斯特丹的紅燈區更是有名的旅遊景點。荷蘭政府在1911年將經營獲取利潤的賣淫場所列為犯法，執法的效果卻不大，一直存有形形式式的娼館持續非法經營，當立法不能杜絕色情行業，荷蘭政府決定轉而納入規管。自2000年開始，阿姆斯特丹的色情行業正式合法，性工作者從此變成正當的受僱或自僱人士，荷蘭政府更可以從這個每年賺取6億5千萬歐元（約60億港元）的龐大產業中獲取稅收。當性工作被視為一個職業，勞工法例進而保障工作權益，例如勞工假期、醫療保險、合約工時，以至失業救濟金，都是避免性工作地下化的措施，性工作納入規管的優勢。
將性工作者納入規管，看似是寬鬆政策，實際上是同時抑制色情工業的發展。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要求妓院草擬商業計劃書，確保妓院的安全、衛生水平合乎標準，以及有適當監管。在性工作者的規管方面，市政府規定性工作者必須在荷蘭商會登記，又將合法的性工作年齡提高至21歲，並要通過語文能力測試才可以成為合法的性工作者。政策一方面可以透過增加妓院的經營成本，另一方面提高性工作者的入行門檻，透過懷柔措施間接打擊市內的色情工業，以「整潔」城市。
荷蘭在發展色情產業作為城市重要的經濟來源的同時，香港社會卻仍然停留在視而不見，執法威嚇的層面，香港就性工作者的看待態度與討論氛圍上又是否已經落後於人？不論立法與否，社會應進一步認識性工作者現時面對的困境，持開放態度，探討應否立法保障這群隱性的勞動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