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奧運開幕式——誰的法國？哪個時代？

如果說北京奧運開幕式象徵了對傳統和群體之重視，倫敦奧運折射出幽默和高雅風尚，里約反映森巴熱情，東京流露着新冠疫情的時代印記，那麼巴黎奧運開幕式無疑展現了一個非常法國、非常2024年的面貌。

一如所料，開幕式由Lady Gaga打頭陣，Celine Dion壓軸登場。一位美國天后，另一位加拿大殿堂級歌手，在巴黎奧運擔任如此重要角色，當然不只因為能夠流利唱出法語。Lady Gaga代表的自由主義、女權主義以至對性小眾的關注，與巴黎奧組委欲呈現的價值互相契合。既然來自馬里的難民因為勇救巴黎男童而獲得法國公民身份，開幕式演出者是法國人抑或來自美加當然不再重要。在這種法國——甚至是歐洲——的普世主義中，個人來自的社群傳統、宗教信仰、文化背景通通排除在外，關事的只有他們是否相信同樣的價值，信奉同一種的自由、平等、民主觀念。

在第二幕「同心」中再展光芒的巴黎聖母院，為人讚歎的固然是其浴火重生。惟在悠悠八百年歷史之中，古剎所承載之宗教意義早已隨時光消逝。正如在法國大革命之中，巴黎聖母院被搖身一變成為理性聖殿，世俗主義、去基督教化在這個城市以至這個國家已經不下兩個世紀，以至上世紀初由政教分離法令正式蓋棺。展現在奧運開幕式的巴黎聖母院，不再予法國人半點宗教之聯想。

第八幕「節慶」的一個場面，大會導演堅稱靈感來自《諸神的盛宴》，縱然多數人聯想到的是達文西《最後的晚餐》。若不是受了政治壓力，相信這位導演不會認為要多作解釋，更遑論是致歉。「在法國，我們有權利愛自己想愛的人。在法國，我們有權利相信或不相信宗教。」這是導演所相信的自由、世俗主義，也是他眼中法國人的共同價值。不少人就連《查理周刊》對伊斯蘭教的冒犯內容也覺得可以「包容」，那麼即使開幕式上的變裝皇后「二次創作」了《最後的晚餐》，他們會問又有何大不了？導演以及對開幕式讚歎不已的支持者，大概只覺萬分冤枉。

無怪乎馬克龍說，「這就是法國」。不只是變裝皇后和時裝秀，《卡門》和《孤星淚》，法國大革命和斷頭台，還有兩男一女演出者向電影《祖與占》的致敬，這場塞納河上的文化盛宴仿佛提醒着世界法國在文化思潮中未曾缺席。這是沙特和波娃的法國，是那個質疑上帝存在的《等待果陀》的法國，是波希米亞主義來得比美國嬉皮士還要早的法國。法國並不是現在才前衛、開放。巴黎奧運開幕式的每一個文化符號、價值象徵，就像這一年的反戰學運和政治暗殺，都把我們瞬間帶回到六十年代。那是一個高舉自由、揚棄傳統、反對任何約束的真我時代，是一個酒神精神壓倒一切的時代。

六十年代沒有成為西方文明的終結，現在自然並非什麼西方文明的黃昏，更何況酒神和太陽神所象徵的兩種文化從來都並存在西方文明之中。甚至乎在希臘以外還有希伯來，雅典一直和耶路撒冷共同構成西方文化之底蘊。即使擺脫了宗教的言詞，歐洲不少價值和觀念始終有着基督教的根源。問題是當雅典遺忘了耶路撒冷，世俗主義者忽略了宗教的公共價值，以至傳統家庭觀念感受到衝擊的時候，社會如何共同面對。問題是當所有的政治都被約化成為身份政治，繼而陷入零和博弈的時候，社會能否避免撕裂。問題是當巴黎奧組委要展示不同性傾向、不同膚色的多元法國，被槍殺的阿拉伯裔、黃背心的示威者、罷工的勞動階層又在哪裏。看着這場開幕式，叫人想起馬琳勒龐的崛起不是沒有原因。馬克龍無法團結大多數人，連如何籌組政府也得借奧運會來拖延時間，也不應該令人意外。

連續兩屆奧運高唱《Imagine》，背後之意涵截然不同。三年前雖然新冠疫情縈繞不散，現在卻是烏克蘭戰火不息，巴勒斯坦死傷枕藉。這也是為什麼女子佩劍銅牌份外叫人動容。不管是否同意自由派、普世主義者的烏托邦想像，沒有殺戮的和平世界始終是不分左右的共同願望。理解、友誼、團結、公平作為奧運精神，對於政治現實依然是可望而不可及。四年後奧運將會重返洛杉磯，沒有人知道到時候又是什麼光景。批評這次開幕式「丟臉」的特朗普如果坐在主家席，將寫下新世界紀錄的勢必是躁動和紛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