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YO｜借鑑澳洲經驗　促進在職青年精神健康

MWYO專欄｜朱城鋒

近年精神健康議題備受關注，不同機構進行的調查均顯示市民的精神健康狀況處於令人憂慮的水平，甚至較新冠疫情期間嚴重。香港政府和相關非政府機構亦有積極進行精神健康公眾教育，以及為不同需要的青年和其他市民提供支援服務。MWYO青年辦公室在2024年7月於澳洲悉尼拜訪相關團體，包括支援青年身心健康的機構headspace和新南威爾斯州的精神衛生部長和青年部長Rose Jackson辦公室的顧問和副主任，了解當地為青年和在職人士提供的精神健康支援。筆者認為當地的措施值得香港借鑑。

一站式全面支援青年身心健康需要

headspace是澳洲聯邦和各州政府資助的機構，在全澳洲設立超過110間中心，為12至25歲的青年提供身心健康和個人發展支援。有學者形容headspace的服務模式為全人模式（holistic healthcare），服務涵蓋生理、心理、升學和就業，以及物質濫用（藥物和酒精）四個範疇。每一間headspace中心均有不同範疇的專業人員全方位支援青年的各種需要，例如普通科醫生、護士、社工、心理學家、升學和就業輔導員等。因此，青年可以在同一中心接受不同種類的支援，而無須被轉介往其他機構，讓其可在熟悉的環境中持續受到支援。另外，各專業人員也較易發揮團隊精神。headspace的職員分享這種跨專業合作的模式，方便他們提供不同專業範疇下的支援，全面照顧不同青年的需要。

此外，headspace也以「No Wrong Door Policy」為宗旨，意思是向其中心求助必定是正確的選擇，即使求助青年的需要超出他們的專業範疇，也可轉介他們前往其他服務機構，並在期間繼續跟進，這亦可減少他們自行尋找不同支援時引起的不安。再者，headspace中心仍繼續擴展服務，以回應更多青年的需要。例如現時雖未有常駐的精神科專科醫生，但部分中心正試行視像精神科會診服務。他們也緊密和不同持份者合作，例如與僱主合作協助青年配對適合工作，成功入職後會由headspace的就業輔導員為青年提供最少六個月跟進支援。

服務重視青年感受和參與

headspace的服務模式以青年為本，青年可選擇經學校或其他機構轉介，也可自行申請服務。收到轉介或申請後，中心會安排評估團隊作初步評估，並安排適合團隊跟進。根據headspace的職員分享，一般而言評估後數日內可啟動服務，假若需要輪候較長時間，評估團隊會持續關顧他們的需要，直至其他團隊接手個案，確保他們輪候過程中不會感到無助。事實上，中心的關懷可說是無微不至，包括接待處職員在內的所有職員也要對headspace的理念有充份的理解，甚至部分以過來人的身份介紹中心服務，希望青年在踏入中心的一刻已經能感到放鬆和關懷。

中心在全國和個別中心的層面均設立青年諮詢小組（youth reference group），從室內設計、活動內容甚至未來發展方向，均會收集青年的意見。青年也可自薦成為小組成員，職員會挑選適合的青年加入。此外，他們也設立家人諮詢小組（family reference group），確保青年的家人也可參與。

法例和支援並行　推動僱主對精神健康的關注

此行筆者亦拜訪和新南威爾斯州的精神衛生部長和青年部長的辦公室，與其顧問和副主任會面，得悉澳洲聯邦政府十分關注當地在職青年的精神健康。因此，政府立法規定僱主須減少精神健康風險（manage the risk of psychosocial hazards）以保障僱員的精神健康。這些風險包括工作量過大、缺乏支援、職場欺凌和性騷擾等。為此，各州政府會為僱主提供精神健康支援措施，其中新南威爾斯州政府更公布策略文件，協助僱主制訂減少精神健康風險的措施。

除了上述的策略文件外，新南威爾斯州政府為中小企和非牟利機構提供免費的精神健康支援，包括「Mental Health Coaching」和「Mental Health Training」計劃。前者委派啟導教練，協助僱主檢視機構內的精神健康風險，並協助他們制訂相應措施。範疇包括協助僱員應對工作壓力、處理職場矛盾衝突和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的僱員等。至於後者則為管理層、主管和一般僱員提供相應的精神健康培訓，如教導管理層如何建立一個精神健康友善的職場、幫助主管帶領團隊的精神健康，以及教育一般僱員照顧自己和身邊人的精神健康。

部長辦公室的顧問和副主任表示澳洲僱主普遍滿意計劃，認為有助他們了解公司的情況，以及挽留人才並打造健康的團隊。筆者在悉尼接觸的其他機構，都有提及澳洲僱主重視僱員的精神健康，例如他們普遍聘用第三方機構提供僱員支援計劃（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me），為僱員提供輔導服務，並容許僱員可以在上班時間向輔導熱線求助，而且身份會獲保密。

加強本港青年精神健康服務的跨專業合作

近年香港精神健康相關服務面對人手一直追不上需求的情況，公營精神科專科門診輪候時間可能超過一年。筆者曾接觸的青年指在輪候期間未能獲得跟進和支援，只能向私營服務求助，但難以長期負擔收費。再者不同服務之間缺乏溝通，個人紀錄也不能互通，變相他們要重覆向不同機構的專業人士解釋自己面對的情況，造成極大困擾。長遠而言固然要增加專業人士的人手，縮減輪候時間，但也可參考澳洲headspace的經驗，透過跨專業合作，及早支援有需要的青年。

事實上，近年香港也有提倡跨專業合作應對青少年的精神健康需要，例如「醫教社同心協助計劃」推動教師、醫生、護士、社工和教育心理學家等不同專業人士合作。在更廣闊的醫療層面下，醫務衞生局透過地區康健中心計劃，集合不同醫護人員和社工為市民提供疾病預防和管理服務。若當局能總結相關計劃的經驗，並將跨專業合作的理念拓展至青年精神健康服務層面，令有需要的青年可在同一中心接受跨專業團隊的綜合支援，或能減少青年尋求及輪候不同服務時的困擾。在輪候個別服務時，也可安排受過一定訓練的職員（例如朋輩支援工作員）定期關心他們的近況，減低其不安和無助感覺。

至於職場的精神健康方面，現時香港的職安健法例並未如澳洲一樣，有明確規定僱主在精神健康方面的責任。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和相關機構推出了《精神健康職場約章》（下稱職場約章），推動僱主關注其僱員的精神健康。不過，有學者認為職場約章的成效有限，香港有不少僱主還未意識到當中的重要性。當局可以參考澳洲的經驗，透過給予誘因和支援，協助企業為他們的僱員提供精神健康支援。

筆者期望政府推動不同專業界別、僱主和相關非政府機構協作，為受困擾的青年提供更全面的支援，並藉此提升社會各界對精神健康的關注，照顧自己和身邊人的情緒需要，建立精神健康友善的社會。

作者朱城鋒是MWYO青年辦公室研究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