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斌｜大國博弈，我們要比美國更清醒一點
【編按】國務院周三（11月13日）宣布任命中投公司原副總經理祁斌為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副主任，是首次有來自金融系統的人士擔任此職務，突顯中央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決心。祁斌曾任職華爾街金融機構，亦曾在中國證監會工作長達十六年，其間參與推動內地與香港股票市場的互聯互通機制。他亦曾擔任「中國經濟50人論壇」特約專家，該論壇匯聚頂尖經濟學者，致力為中國經濟發展與改革等重大問題獻策獻力。本文節選自論壇系列叢書《中國經濟的定力》（2019年出版），從中可瞭解祈斌對中國經濟與金融市場發展的一些基本思路。
世界上沒有另外哪個國家能和中國、美國這樣如此之像了。中美兩國的緯度差不多，面積也差不多，人口雖然相差了4倍，但美國有3億人，也是人口大國。論經濟規模，中國是美國的61%。中美兩國的金融中心，也就是上海和紐約，這兩個城市的面貌都非常像。
當然，中美兩國如此相像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們有很多東西是跟美國學的。發展資本市場、現代金融、現代經營體系，這些我們都是跟美國人學的，我們能夠善於學習是件好事。我覺得，今天的美國也需要好好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可能有好多東西也要跟中國學習，中美兩國要相互學習。中美關係將來的最高境界是一個競爭關係，但是最好的狀態應該是良性競爭，是建設性的競爭，而不是惡性競爭，更不是破壞性的競爭。
在過去一百年裏，除了中國之外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走得與美國如此相近，而且是在全方位追趕和接近。「冷戰」時期俄羅斯的核彈頭比美國多一點，但是在別的方面都不行。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體量曾逼近美國，但是日本的發展不是用市場經濟的模式，而是打雞血的模式，就是政府重點扶持一些企業，稍有風吹草動這些企業就跑了。很多人總把今天的中國跟過去的日本比，我覺得根本不可比。日本人搞趕超，追得離美國人很近了，美國人察覺了以後，一抬頭，一睜眼，搞了一個「廣場協議」，就把日本經濟折騰垮了。日本經濟垮掉了肯定是日本自己的問題。今天的中國跟當初的日本是不一樣的。
前一段時間我請高盛的一些合夥人來中國參觀，讓他們去看了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又看了京津冀地區。看完了這三大經濟區域以後，他們說印象太深刻了，我說沒錯，中國從省委書記、省長到市委書記、市長，從國有企業的領導到民營企業的老闆，甚至到街上的快遞小哥，每個人都在忙，每個人都不閒着，所以中國增長是「有機增長」。它是從每個角落裏生長出來的，因此也是不可阻擋的。如果中美合作，我們會共贏。如果中美不好好地合作，中國照樣能夠發展，但這樣一來美國付出的成本還不低。高盛的合夥人們說他們完全聽懂了。
在今天的中美關係上，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多主動權，但是我們至少在認識上要比他們更清醒一點，在站位上要比他們更高遠一點，因為我們要贏得發展崛起的時間和空間。
中美貿易紛爭有一些偶然因素，這些偶然因素裏有美國的因素也有我們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必然因素。歷史上這種事情發生過。今天的貿易紛爭背後的原因和一百年以前的貿易紛爭幾乎一模一樣。
中美貿易紛爭的兩個誤區
中美貿易紛爭裏大概有五六個誤區，我在這裏講兩個。
第一個誤區，有人說美國與中國的貿易不夠對等，或者說美國跟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都不對等。這說得對不對呢？是對的。德國車賣到美國，美國收它2.5%的關稅。美國車賣到德國，德國人收它10%的關稅。美國車賣到中國，我們收25%的關稅。更有甚者，美國有一種皮卡車賣到中國，我們要收90%的關稅。即使在收90%的關稅的情況下，這種皮卡車在中國竟然還脫銷，甚至供不應求。
世界對美國產品收的關稅遠遠超過美國對世界產品收的關稅，所以美國和其他國家在關稅上的確不對等。但是關稅的不對等是不是就是貿易的不公平呢？不是。為什麼？關稅的設置是各國自願的，是各國政府自己的選擇。為什麼美國要選擇低關稅呢？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高額的關稅其實是收了本國消費者的關稅。所以從關稅徵收的角度來看，美國的低關稅能夠讓美國消費者的福利最大化。
美國是一個貿易逆差國家，而貿易逆差約等於效用順差。所以美國人可以用很便宜的價格，買到全世界最好的、最多的產品。反之，中國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國家，有可能就是效用逆差，為什麼？因為污染透支了我們的環境資源，因為工人的低工資透支了工人的福利，實際上是積累了一定的社會矛盾。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都是犧牲了我們自己的效用，反過來補貼了美國人。今天被補貼的人竟然還在抱怨，這其實就是一個誤區。
為什麼突然之間美國提出要加關稅呢？因為美國人突然發現有一部分美國的產業工人失去了競爭力。過去一百年來美國一直在不斷降低關稅，以提高美國消費者的效用，現在突然變成了既要照顧消費者效用，又要保護某一部分產業工人。所以美國要提高一點關稅，犧牲一點消費者的福利，換取對某些產業的保護，這是一個妥協和折中的辦法。在各國的關稅政策上起碼有兩個變數要考慮，而不是單個變數。原來美國只考慮一個變數的最大化，那就是公用事業最大化，現在還要考慮創造就業機會最大化。
第二個很大的誤區就是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價值的計算方面。比如因為中國賣給美國的蘋果手機是在中國最後組裝的，所以價值600美元的蘋果手機都被算成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實際上，中國在每部手機裏只得到了5美元的附加值，連整部手機的1%都不到。把這600美元都算成是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是非常不合理的，在計算中美貿易差額時應該把這種情況剔除掉。
在沒有剔除之前，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是美國對世界貿易逆差的將近50%，看起來非常嚇人。在剔除掉這些之後，這個比例就只有16%。這兩個數據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即使是16%，美國對華的貿易逆差佔比也比日本和德國高，所以任何一個美國政治家都沒法對老百姓交代，不管這個問題是美國自己引起的還是別人引起的。
美國的關稅稅率其實也有一個演進的過程，一百年前美國的關稅高達25%。當時美國遭遇股災，時任美國總統胡佛不太懂經濟學，他為了保護本國產業，想了一個辦法就是加關稅。但是他忘了物理學還有一個基本定律，那就是有作用力一定會有反作用力。當他對歐洲產品加關稅時，歐洲也對美國產品加關稅，兩邊的稅率都是25%，個別產品甚至高達500%。這一下使歐洲和美國兩大經濟體雙雙進入了冰凍期，美國進入大蕭條，歐洲同樣陷入經濟衰退。苦難的德國人最終把希特勒送進了總理府，結果就帶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的災難。從那以後，人們就認識到了高關稅的危險，從此走向戰後幾十年的降低關稅的緩慢征程。
此後七十多年，美國的關稅從25%降到2.5%。伴隨這個過程有三件事情發生。第一，美國消費者的效用不斷增高。第二，美國產業競爭力不斷提高。美國的產品越有競爭力，美國就越敢降關稅。第三，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初步形成。
這是過去一百年發生的事情。我們相信大的趨勢不可阻擋，中間可能會有一些浪花，但是大方向是無法改變的。
技術競爭
在技術競爭方面，有些人認為中國很強大，很厲害，也有些人覺得中國人很不行，那麼在技術競爭層面中國人究竟行不行？還是數字說話比較准。全球IP（知識產權）市場中份額最高的是美國，二十年前是60%，2015年掉到40%；其次是歐洲，現在是40%；第三是日本，佔不到10%；可以看到我們在全球IP市場，也就是知識產權市場只佔有非常可憐的市場份額。
而在全球技術產品和高科技產品的銷售各國所佔的份額中，2015年美國佔50%，高居榜首；歐洲佔10%；日本佔15%左右；中國只佔3%。這裏面有個小插曲，美國是從40%的IP市場份額中創造出了50%的高科技產品銷售份額，歐洲40%的IP市場份額卻只有不到10%的高科技產品銷售份額，這個差距有點大，為什麼？答案很簡單，歐洲是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不鼓勵創新，而美國是以資本市場為主導的金融體系，鼓勵創新。基於這樣的事實，中國要發展什麼樣的金融體系，可以說是一目了然的。
中國無論是IP市場還是高科技產品市場，在全球都佔非常低的份額。但我們看看全球各國研發的投入比較，中國在最短時間迅速追上了美國。在2015年的全球研發佔比中，美國是30%，中國是將近30%，歐洲是25%，日本只有不到10%。雖然在創新方面我們仍然很落後，但是我們很努力。這讓很多西方人嚇了一跳，中國人在創新方面的追趕速度太快了。
大國博弈
其實西方在1999年以前就已經有「中國威脅論」了，但後來發生了「9·11」事件，客觀上影響了美國社會主流人士的一些想法，把美國的注意力轉移到了中東。為什麼中國今天重新成為他們注意的目標？至少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對比一百年以前的世界，當時正好是「美國威脅論」，因為那時美國經濟正要從總量上超過英國，所以歐洲當時最流行的觀點叫美國威脅論。世界歷史是如此相似。我翻譯過一本書叫《偉大的博弈》，講美國歷史的演進。二三百年以來，它是怎麼一步一步從一個荒涼之國走向現在最發達的國家的，在這個過程中，它經歷了一些苦難，最終決定它能夠崛起的根本因素還是體制機制。
華爾街早期的亂象和中國資本市場早期的亂像是一模一樣的，我當時推薦這本書給很多中國政商界同人看。不管怎麼說，華爾街這個市場化的金融體系還是推動了美國的崛起的。它在美國歷史上每個重要的事件中，無論是南北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是重工業化和高科技崛起進程中，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大家一定要多瞭解歷史。
記得有一次我去印度開會，我的印象特別深刻，當時印度人討論中國問題，他們對中國的一些數字比我們還清楚。但是當討論印度問題時，我們面面相覷，幾乎什麼也不知道，因為我們從來就沒有關心過印度這個國家。當時我覺得特別感慨，中國人是真不關心印度，印度人是真關心中國，而中國人關心的卻是美國。印度人天天盯着中國，中國人天天盯着美國，都是在一個勁地追趕。只有瞭解歷史和別國的情況，才能夠知道應該怎樣更好地走自己的路。
資本市場博弈牽動了大國博弈和興衰。有一個研究匯總了此前五十年將近17個OECD國家的發展歷史，這個研究主要是看在經歷了多次經濟危機之後，哪個國家復蘇得最快，哪個國家復蘇得最慢。結果無一例外，每次復蘇最快的是四個國家：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每次最慢的是四個國家：西班牙、比利時、奧地利和盧森堡。前四個國家正好組成了資本市場主導的金融體系，後四個國家正好屬於商業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
換句話說，從歷史事實可以推斷，市場化主導的金融體系更有彈性，碰到經濟危機之後復蘇得更快。反之，市場化程度比較低的銀行主導金融體系，碰到經濟危機之後復蘇得比別人慢，或者可能就復蘇不了了。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可能不遇到危機或者是挫折，如果每次都能穩步復蘇，甚至復蘇得比別人快，那久而久之這個國家就崛起了。如果每次都復蘇得比別人慢或者不能復蘇，那久而久之這個國家肯定就衰落了。所以大國崛起的成功與否最終還是取決於體制機制。體制機制有一個重要的部分，那就是這個國家的社會資源配置的市場化程度，這可能正是決定性因素之一。
1735年，乾隆皇帝剛登基，那時候他非常年輕。當時中國的GDP佔全球的1/3，是世界上最文明開化的禮儀之邦。年輕的皇帝志得意滿，說「願共天下臣民永享升平，所願必遂，所求必成，吉祥如意」，這句話的意思是中國的老百姓想要什麼都有。實際上這個時候離第一次鴉片戰爭只有一百多年的時間。當時的中國看上去很好，非常強大，但是與崩潰其實就是一牆之隔。很多封閉的文明看上去很美，但其實是一觸即潰的。因為西方的工業革命興起了市場經濟文明，帶來了新的生產和經濟組織方式。這種新的生產和經濟組織方式比中國古代的生產方式強大了不知道多少倍。當這兩種文明交匯碰撞的時候，傳統方式必然一觸即潰。
我在黨校學習的時候，故宮博物院單霽翔院長來給我們講課。他說，最近故宮整理文物的時候又有了新的發現。他們在一個角落裏發現了一堆紙，打開一看，那裏面是乾隆的詩。乾隆是中國古代最高產的詩人皇帝，據說一輩子寫了10 000多首詩。這次又在這堆紙裏面發現了20 000多首詩，加起來有30 000多首。乾隆在位63年，竟然寫了30 000多首詩，他哪有時間研究市場經濟，哪有時間研究西方文明，更沒有時間去瞭解世界其他國家都在幹什麼。當時西方世界多次派使臣來訪，想跟中國打交道，做生意，我們的皇帝根本不予理睬。
當然，歷史無法追溯。我想說的是，無論過去、今天還是未來，如果不能抱着開放的心態，如果不能消化吸收最先進的生產力，我們就無法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