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為何我們爭取最低工資$55？

來稿作者：黃遠康

近日，由工聯會等多個勞工團體發表的「五一宣言」中，提出爭取最低工資由現時每小時$40調升至$55，引來社會兩極的反應。基層工友當然希望政府及商界改善待遇以回報他們的辛勤付出，但亦有部分商界或社會人士視有關建議為「洪水猛獸」。為了釋除後者的疑慮和偏見，筆者希望就著常見的三種觀點進行解釋和反駁。

加最低工資助經濟　非低薪僱員更受惠

第一種經典反對最低工資的論調，就是「商界結業潮」。他們往往會先入為主地假設，因為最低工資上升會增加經營成本，企業會因為未能承擔而選擇倒閉。然而，歷史告訴我們，工資上升與公司結業不存在直接關係。猶記得當年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推算如果實行最低工資，將有近千間飲食、物管企業會因而轉盈為虧，可是翻查紀錄，2011年推行最低工資後，政府統計處就發出一篇新聞稿題為《海外及內地在港設立地區總部的公司數目創新高》，反映工資增加不但並未造成所謂的結業潮，甚至是加強全球企業對香港經濟前景的信心。事實上，過去十多年以來，註冊的公司數目每年平均以100,000間起跳，而清盤或解散的公司不過數千間。即使最低工資水平曾經多次調整，結束營運的公司數量和比例亦沒有明顯變化，反映工資上漲就會造成商界結業的說法不過是「狼來了」。

經濟發展的動力，在於生生不息的循環，亦即人人保持消費和投資，才可以讓經濟像滾輪一樣向前推進。現時香港的困境，正正源自於市民沒有足夠的可支配收入，以致消費意欲不高。如果最低工資可以上調，基層市民消費能力提高，連帶夾心、中產的收入受漣漪效應的影響而增加，消費和投資活動便會變得熾熱，最終僱主和僱員都可以取得雙贏。因此，提升最低工資不但不會對經濟構成負面影響，反而是令社會變得景氣的最大助力。

第二種常見的謬論，就是「加人工會造成物價飛升」。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不一定都是來自商界，更多是從事非低薪工作的僱員。他們擔心調升最低工資，僱主就會將成本轉嫁在消費者身上，影響他們的生活品質。如果按照他們的邏輯，那麼只要工資下調，物價就會下滑，生活壓力便會減輕。但是數據告訴我們，即使疫情期間失業率曾經一度超過7%，超過200,000人失業都好，2021年以來綜合物價指數仍然是有增無減，過去3年分別錄得1.6%、1.9%及2.1%的升幅。換言之，就算經濟下行，基層工友朝不保夕，物價亦不會「仁慈地」反映大眾的收入水平。香港作為一個外向型經濟體，本地物價本身就容易受到外圍因素例如美國息率、輸入性通脹等影響，單純將物價飆升的責任歸咎於最低工資，並因而反對調整有關水平，是極不負責任且極度自私的說法。

正如上述，最低工資的上升是會帶動其他非低薪僱員的收入增加。在2012年，入息中位數為$13,400；在2021年，中位數則上升至$18,700，絕對數字增長超過4,000元，升幅高達39.6%。反觀收入最低10%的僱員同期工資變化只是由$7,300增加至$9,800，絕對數字增長僅得2,500元之餘，升幅亦只有34.2%。可見，雖然最低工資保障的是草根工友，但是最大受益者卻是因為基層家庭收入增加而享受漣漪效應，待遇隨之上升的非低薪僱員。既然他們在最低工資的增長下工資增幅更大，就算物價因而有所上漲亦理應亦無損其生活質素，所以反對勞工界的訴求是講不過去的。

勞工界建議具科學性　推最低生活工資免爭拗

第三，是最低工資推行後，商界經常抱怨的「難請人論」。部分低薪行業，例如清潔、侍應、護理等，在近年的確出現人手短缺的情況。因為在同一工資水平下，基層工友傾向選擇工作環境相對較好、工作壓力相對較低的工種，例如保安等。既然人是理性的動物，都會尋求最好的選擇，那麼，最低工資就可以讓從事厭惡性工作的工友有著更高的叫價能力，爭取更加合理和更有尊嚴的待遇。換言之，僱主與其投訴難以「搶人才」，倒不如反求諸己，想想自己是否在工資上「零尊」基層工友，因工資上吸引力不足而無人應聘。

現時香港人口大約750萬，而勞動人口不足380萬，扣除大約二百多萬的長者和學生，即是仍有百多萬成年人並未進入勞動市場。如果僱主認為聘請員工有困難，就更加應該支持提升最低工資，吸引這群有待發掘的勞動力願意成為新血，而不是透過壓低工資「逼迫」低技術工人含淚打工。

隨著最低工資在不少西方國家實行數十年，除了愈來愈多研究認為政策是利大於弊之外，更重要的是開始有政府意識到工資水平應該與基本生活開支掛勾。以英國為例，當地已經推行「最低生活工資」（National Living Wage)，公式就是時薪中位數的三分之二，確保低收入群眾辛勤工作後至少可以自給自足。現時，勞工界的$55方案，正正是現時時薪中位數$80.1的68%，大約就是⅔的水平。因此，這項建議既符合國際標準，亦是符合科學精神和實際情況的釐定方法。

一直以來，最低工資每兩年檢討水平一次，一來檢討時間必定大幅落後於實際通脹數據，令基層工友薪金易被蠶食，二來負責釐定工資的委員會美其名是平衡勞資雙方的聲音，但是同時加入與商界過從甚密的經濟學學者及專業人士，令最終結果往往與勞工界的期望出現頗大落差。與其召集一班社會賢達為薪資水平拗得面紅耳赤，不如以一套市場化和科學化的方程式取代這種不必要的協商成本，同時讓基層工友得到更好的保障。

國家主席習近平曾經寄語香港要「敢為天下先，敢做弄潮兒」。雖然將最低工資參考時薪中位數數字並非香港首創，但即使做不了「世一」，也應該爭取做「亞一」，成為亞洲第一個將最低工資提上新台階的地方！

作者黃遠康是工聯會西貢區議員。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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