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十九歲的我》值得蔡若蓮和麥美娟一看

《給十九歲的我》公映四天急下架，由十九歲到九十歲，社會談論者眾。學生的意願是最大焦點，未成年人的同意書涉及法律問題。紀錄片的倫理何在，專業處理是怎樣？至於受訪者的私隱問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也主動關注。簡而言之，就是法、理、情全部相關。

作為一套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弄出這麼多爭議，或許就在於它太過真實。原本校方希望留下一個歷史紀錄，導演作為舊生願意為母校出一分力，但當把學生以至他們的家庭生活放上大銀幕的時候，他們必然別有一番感受。尤其是成長過後回看中學階段的歲月，對紀錄片的安排有所抗拒，其實自然不過。

教育下一代的挑戰不容小覷

在紀錄片暫停公映之後，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出席公開活動期間被問及有否看過。她表示「我沒有看過。我知道就這部電影的情況，學校已啓動危機小組，為一些受影響的師生安排支援」，並強調教育局有提醒學校要非常小心處理學生資料。

毫無疑問，局長是從私隱這個法律角度出發。但《給十九歲的我》除了涉及私隱爭議，更反映出師生之間的典型關係。一方面，為人師長的總希望「以愛浸死學生」，但另一方面，學生的個人主見卻可能被只當成青春叛逆。青年人由衷的不滿和反對，與不成熟的情緒表達或者發洩，未必能夠容易準確區分。

尤其正如紀錄片所橫跨的十年，香港經歷了動蕩的社會事件，上一代與青年人的視角迥異，矛盾嚴重。教育局局長近日正忙於協助跨境學童復課，早前又積極加強國家安全教育和制定《教師專業操守指引》，但再忙碌也好，或許她亦應該從《給十九歲的我》的電影本身以至所衍生的社會現象中，更全面地認識教育下一代所面對的挑戰。

如何更有效聆聽青年意見？

這一屆政府不是不重視青年工作。去年12月民政及青年事務局便發表了《青年發展藍圖》，當中提及會擴大「青年委員自薦計劃」，善用網上社交媒體，更有效聆聽和回應青年的意見。既然如此，局長麥美娟更應該從紀錄片以及近日爭議中聆聽青年的聲音，亦應該正視青年所面對的家庭和社會問題。

隨着香港與內地恢復通關，局方當然要推動青年到內地交流實習。但實際上，不少青年成長自問題家庭，有的是父母離異，有的是經濟困難，問題不一而足。要做到「青年興，則香港興；青年發展，則香港發展；青年有未來，則香港有未來」，麥美娟作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未來四年半還有大量工作要做。

在政治事件過去、新冠疫情平息之際，這次紀錄片爭議正好提醒了我們，社會的矛盾仍然普遍存在。但代溝不只是上一代不明白下一代，也包括了下一代不明白上一代。若然不問因由，對青年的所想作為盲目支持，這非但不是真正的教育，甚至只會害了他們。箇中的拿捏是困難的，真正的溝通不會容易，但我們非如此不可——不只是兩位局長，而是我們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