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南克教授與伯南克主席

美國聯儲局前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美國金融協會前主席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及美國學者迪布維格（Philip Dybvig）贏得今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殊榮，他們在研究金融危機方面的貢獻得到表揚。當中尤為令人注目及引起爭議的是伯南克在任聯儲局主席時推出了量化寬鬆（QE）。

有人質疑諾貝爾經濟學獎為何頒給作為「QE之父」的伯南克可以理解，不過他得獎的理由在於1980年代尚在大學任教時，他有關1929至30年代初經濟大蕭條的研究。伯南克指出，美國政府任由銀行擠兌而倒閉，加劇了經濟大蕭條的惡化。伯南克在2002年才正式成為聯儲局委員、2006年才接任主席一職，與他得獎的研究並沒有關係，因此以「QE」的問題來質疑他的經濟學貢獻未盡恰當。

QE與伯南克的學術背景

不過「QE」與伯南克的學術背景也並非完全沒有關係。伯南克是典型的學術官僚，他在2002年成為聯儲局委員前一直都在大學任教，而且當委員才四年後就升任主席，與他前任的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在華爾街長期任職，以及再前任伏爾克（Paul Volcker）長期在政府財金體系中任職的經驗都很不同。可能由於他的學者特性特別重，令他過去的學術研究的發現成為他日後政策的理論基礎。

伯南克的研究令他深明白政府如果任由銀行在經濟危機中崩潰將帶來嚴重後果，但這卻將他推向另一個極端。他在2002年出任聯儲局委員不久後便提出了以「直升機派錢」的方式防止通縮出現，因而被人稱為「直升機伯南克」（Helicopter Ben）。所謂的「直升機派錢」理論源自於著名芝加哥經濟學派學者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他以「直升機在天空撒錢」為比喻，認為政府應盡一切努力使用派錢等方法向市場及個人注入資金，以保持經濟增長或防止金融危機發生。從現在看來，「直升機派錢」就是日後伯南克QE的濫觴。

矯枉過正的流弊

量化寬鬆雖然在2008年金融海嘯時成功拯救了美國的經濟，免卻重蹈大蕭條的覆轍，但是矯枉過正，過度而不知節制的量化寬鬆埋下了美國以至世界眾多經濟隱憂。長期處於0利率的低息環境尤如「吸毒」，令美國經濟對資金過度依賴，低資的借款成本令生意更易做，但卻減低了企業改善生產力以提升自身競爭力的動力。

另一方面，海量資金湧入資本市場，造就了美國史上最長的牛市，但卻只是推升了資產估值，未能對實體經濟起太大作用。今日美國產業空心化及金融空轉的經濟根本問題都與長期依賴貨幣寬鬆有關。而美元因供應充足以低價大量流出到國際金融體系，但一旦碰上經濟危機，美元回岸價格抽升便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惡夢。

伯南克與QE的故事告訴我們，政府由「不作為」極端走向至另一個「不問結果」的極端並不能解決問題，尤其是在經濟這種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領域，必須找到能平衡各個要素和群體的中庸之道，這樣才能可持續地發展。也因此，決策者在應該重大問題時更應該負起責任小心處理，不可抱着僥倖心理，要慎防矯枉過正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