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積金難助退休　李家超有何辦法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能源和糧食危機，美國因為量寬過度而面臨惡性通脹，中國監管風暴以及內房危機，加上尚未結束的新冠疫情，環球金融市場下挫已是不用看新聞也人所皆知。但當積金評級公布上月強積金平均每人虧損約5千元、年初以來累蝕3.85萬的時候，那種切膚之痛卻是截然另一個層次。

強積金的問題耳熟能詳。對沖方案雖然在6月已經通過取消，但估計要等到2025年才能實施。官員自詡基金開支比率已經降至今年3月的1.39%新低，乍聽之下好像不錯。然而對比澳洲的退休金管理費僅是0.3%，西班牙是1%，英國更有法案規定基金開支不能超出0.75%，香港只怕要用「相形見絀」來形容。

強積金、年金、長生津三支柱

強積金今年大幅「縮水」，8月平均賬戶結餘已跌至22.74萬。即使以退休提取的30多萬金額而言，要應付在香港退休後的生活所需仍明顯不足。金額本來已經「雞肋」，近日又有立法會議員再打強積金的主意，建議讓市民提早領取強積金以作首期買樓，重彈2017年積金局之老調。先不說20多萬的強積金對今時今日在香港買樓難有多少幫助，以置業作為退休保障也只會加劇有樓者和無樓者的貧富差距，令病入膏肓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更尾大不掉。

強積金難助市民安享晚年，上屆政府的勞福局局長羅致光便積極推動年金計劃，以此作為香港人退休保障的另一支柱。他曾經這樣舉例：「一位65歲的男士退休時，積蓄加上強積金合共有200萬元，若保留35萬元，餘下165萬元購買公共年金，每月領取9,570元，仍符合資格領取長者生活津貼每月3,815元。」乍聽可行，但即使不說像今年的強積金大幅「縮水」逆境，退休時能取得的金額也必然遠遠未到200萬元，換言之只是期望市民自行積蓄，那又談何保障？年金計劃至今僅萬多人投保，只怕已說明了其局限所在。

在強積金和年金以外，政府還設有銀色債券和長者生活津貼。惟前者三年所賺之利息只能聊備一格，後者給予合資格單身長者每月3915元，但即使加上強積金，要應付百物騰貴的香港生活，只怕仍然捉襟見肘。

「社會責任以及維持社會公義的需要」

以數論數，長生津的金額較以往還要退步。香港早在1994年曾計劃推行老年退休金，當時訂於入息中位數約三成，相當於現在約莫6千。再者，老年退休金不會好像強積金般受制於打工仔的收入，亦不用承受金融市場的虧蝕風險。以性質來說，老年退休金方為真正的老有所依，由政府保障基層退休生活，強積金更似是個人投資，多賺多取而少賺少收。

當年港英政府不堪商界壓力而收回方案，改行強積金就是餘下的歷史。時任議員麥理覺曾反問當局，「我們怎可以任由經濟繼續蓬勃發展，讓部分市民獲得他們連做夢也沒有想過的財富，但同時卻將數以十萬計曾經付出勞力幫助創造這些財富的置之不理？」，並批評一些人「根本不認識應有的社會責任以及維持社會公義的需要」。現在的語境看來，如此說法甚具共同富裕的意識，在貧富懸殊更為嚴峻的今天更顯鏗鏘。

要讓香港人老來安享晚年，健全的退休保障制度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份條件。歸根結柢，若市民在四十多年的工作生涯中得不到應有回報，未能合理地分享勞動成果，又如何體面退休？經濟發展和創造就業是財政司司長的職責，是商經局局長的責任，但要「提升所有市民的生活水平，讓大家都可以分享到發展的成果」，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的角色也是不可或缺。後者分屬政務司轄下，政策規劃不知道會否因而有所影響。但比起架構隔閡，更大的挑戰肯定是來自施政理念是否價值闕如。正在草擬任內第一份《施政報告》的特首李家超會否改革經濟和社會結構，體現公平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