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會堂與時代的呼聲

古物古蹟辦事處早前建議，將些利街清真禮拜總堂、雷生春以及香港大會堂列為法定古蹟，當中在戰後落成的香港大會堂尤其為人關注。此現代主義建築於1962年3月啟用，上個月適逢其60周年之際，古物諮詢委員會同意了列為古蹟的建議，可謂更添意義。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當局得到行政長官批准後便可藉憲報公告宣布三處為法定古蹟，獲永久保護。

香港大會堂在1960年由時任港督柏立基奠基，1962年3月2日正式開幕，至今走過一個甲子，但其誕生其實比起1962年還要早一截。中環原為香港的政治及經濟中心，座落了政府合署、匯豐總行大廈等，港英政府在戰後有意為中環注入文化和旅遊元素，加上舊大會堂在1933年已經拆卸，因此萌生了於中環興建新大會堂的念頭。

1950年香港大會堂委員會成立，諮詢社會意見，其後在皇后像廣場對出完成填海工程，新土地用作興建大會堂之用。新大會堂最初由香港大學的教授哥頓布朗（Raymond Gordon Brown）擬備草圖，其後由工務司署的菲利普（Ron Philips）及費雅倫（Alan Fitch）奇完成設計。當時中環的其他主要建築例如高等法院（即現終審法院大樓）採用新古典主義，匯豐總行大廈（後來已拆卸重建）採用裝飾藝術，但新大會堂卻用上現代主義風格，設計簡樸，着重發揮建築物的功能。

大會堂象徵了一個新時代

作為香港現代主義建築之濫觴，香港大會堂擺脫了戰前歐洲建築風格，下開了香港一個新的時代。例如菲利普其後設計、用作政府辦公室的美利大廈同樣展示了現代主義建築之特色，甚至到了1980年代落成的沙田大會堂和屯門大會堂等，亦不乏其影子。

更重要的是，香港大會堂包括了香港首個向市民開放的公共圖書館，加上博物館、表演場地及婚姻登記處等設施，讓所有市民也能享用。這不只在用途上有別於戰前大會堂的上流社會社交場所，更象徵着戰後社會走向平等的轉變。

中國人以六十年為一個甲子循環，在香港大會堂走過一個甲子的今天，香港同樣經歷了重大轉變。反修例運動打破了香港的政治環境，新冠疫症改寫了社會和經濟面貌。在百業蕭條、旅遊中斷及社交限制之下，香港的在地消閒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雖然沒有像當年般經歷戰爭，但第五波疫情帶走了近9千名香港人的性命。就好像戰後重建的新時代那樣，香港今天同樣須要打開新的一頁。或許香港大會堂之於我們的意義，除了其建築及歷史價值之外，還有其所標誌着的時代精神。

若說當年的香港大會堂是要為中環注入文化和旅遊價值，將文娛康樂更平等及開放地帶給所有市民的話，今天的香港需要的是重塑美好生活，在經濟與消閒、發展與保育中平衡並進。隨着中環一再填海，香港大會堂今天已不再是北臨海濱，多個博物或展覽館亦已獨立出來。但今天香港又有了新的西九文化區，視覺文化博物館M+更於去年開幕，廣受歡迎。六十年前後，香港仍走在探索的道路上。

草擬大會堂的哥頓布朗原為愛丁堡大學教授，後在葛量洪邀請下於1950年到任香港大學。他當年創立建築學系之時曾言，建築師的訓練不能只跟隨歐美的步伐，而必須滿足香港社會的要求。大半世紀後，我們對於整個城市的規劃和發展仍然要問，香港社會的需要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