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蘇聯解體30年　世界或誤判了30年

30年前的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面容疲倦地出現在在蘇聯各國電視頻道上，他簽署了自己的辭職宣言，並同場宣佈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結束，然後便黯然地離開了克里姆林宮的權力中心，與蘇聯一樣消失於歷史的洪流當中。

1991年，世界格局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先有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家退出華沙公約組織，導致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軍事聯盟在7月正式解散，其後俄羅斯、烏克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等在8月起骨牌式宣佈脫離蘇聯獨立。最終戈爾巴喬夫的這一幕，在無數蘇聯人眼中或許是代表着一個未知時代的開始，但西方國家的眼中這些變化卻被演繹為資本主義的勝利，是自由民主制度戰勝了社會主義制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更是展現出無比的自信，蘇聯計劃經濟的崩潰尤其成為了他們推論市場經濟較為優越的佐證，甚至後來不少美國媒體亦流傳着各種理論和說法，解釋社會主義有着不能修正的流弊，從而說明資本主義制度配合自由民主制度方將是歷史的最終模樣。然而30年過去，社會體制就有必然和最終的模樣嗎？

流行於西方的誤解

回顧蘇聯最後的歲月，經濟凋零的確是困擾無數蘇聯人的噩夢。自80年代起，蘇聯的經濟已經疲乏。即使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出掌蘇共的領導層後，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在1986年曾經一度有較理想的增幅（4.1%），但增長很快就在及後幾年消失，80年代後期各成員國甚至陸續出現了糧油食品需要憑票限額供應的情況，而消費品短缺更是大大降低了蘇聯人的生活質素。

當時不少流行於美國的觀點遂都認為，這些經濟問題是由於僵化和死板的計劃經濟所致。而他們更認為蘇聯將不可能不面對激進的私有化和市場化，尤其是因為社會主義限制了個人的自由和價值，因而令效益不能發揮。他們甚至以一樣的目光批判正在中國發生的改革開放，並認定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必然地不能契合。而在蘇聯正式解體後，這種觀點似乎更得到歷史的認證。

然而，與其說蘇聯的解體是由於社會主義的流弊所致，並且把蘇聯這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敗扣連上它背後的國家體制，倒不如說蘇聯的瓦解是各種政治、社會、經濟因素交錯的結果。當時戈爾巴喬夫錯過了改革的機會，甚至在方法和策略上都犯了過失，尤其是他所依賴的官員都不諳市場規則，不少仍然堅持掌握各項國有資產，而且往往帶有濃厚的黨政色彩。而且更多的分析都說明，蘇聯的倒台尤其是關係到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權力結構的更迭、黨內「保守派」對其改革的阻撓，甚至是不少民族主義領袖的野心等。

如果簡單地以蘇聯的經濟困境，推而廣之說明是制度的沒落，未免是流於表面的陳腔濫調，最終是沒有理解體制取長補短的必要。

所有制度的關鍵繫於改良主義

30年前蘇聯雖然因為經濟崩壞而陸續邁進了歷史塵埃，但同樣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卻在經濟上得到極大的成就，事實已證明社會主義並非必然地一窮二白。值得注意的關鍵卻往往不是哪一種的主義和制度有較優越的地位，反而是在於制度是否能夠靈活地在不同時空和限制中有自我修正的能力。而中國在1978年朝向了改革開放的方向發展，後來更發展出「具中國特式的社會主義」，就恰好證明制度不可能一成不變。

90年代西方國家可能經歷急速的資本增長，但今時今日西方社會的景況不正說是明資本主義制度亦沒得天獨厚的條件可以長治久安？即使美國總統拜登在近月的民主峰會亦明言，每一個時期的民主制度都需要自我更新和修正。既然如此，又何必要爭議所謂制度的優越？難道西方社會仍要固步自封地追求歷史的最終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