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最低工資的迷思　諾貝爾經濟學獎對香港的啟示

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在周一（11日）公布結果，由美國籍的卡德（David Card）、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和因本斯（Guido Imbens）分享殊榮。卡德以「對勞動經濟學的實證貢獻」得獎，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則因「在分析因果關係的方法論作出貢獻」得獎。對香港社會來說，三人奪獎的最大啟示莫過於正視最低工資的好處，不要因想當然的託辭而卻步。

三人的共同之處是驅動經濟研究前進，由只斷定因素之間的相關程度，踏進判斷因素之間的因果關係。一般來說，要斷定因果關係，理想做法是進行抽樣對照實驗，從中排除其他干擾結果的元素。但三人的研究項目是關於最低工資、學校教育和移民，這些項目不能如物理或化學實驗般在實驗室進行。他們不僅成功從現實生活中區分受措施影響和不受措施影響的群組研究數據作分析，結論更挑戰了當時主流判斷，其具體政策和研究方法論的貢獻影響至今。

「自然研究」創先河

卡德獲獎的研究來自1990年代初的美國的最低工資研究。在此之前，大部分經濟學者認為最低工資減少就業機會和增加失業率，但卡德和夥伴趁1992年新澤西州提升最低工資而鄰近的賓州不變，開展了自然實驗，對象是快餐店的基層員工。二人認為沒有其他原因導致兩州就業趨勢的分別，因此認為新澤西州就業人數增減，必然來自提升最低工資。結果發現，就業人數沒有減少。此研究挑戰了當時的想法，而且引來後續研究，包括為何最低工資沒有負面效應。

卡德其他關於美國移民的研究亦發現，新移民甚至可以讓本地人收入增加，但對於較早移民當地的人可能承受負面影響。至於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的研究探討了教育和收入的關係，透過現實情境研究，他們證實了額外一年的教育可以提升收入9%。

最低工資影響不必然損害社會

今次經濟學獎的頒發重點是在於方法學上的創先河，啟發了後來社會科學的自然實驗設計，而且不但對學術圈，香港社會也有得着。

在最低工資範疇，正如芝加哥大學向卡特道賀的文章所言，他和夥伴的研究對勞動經濟學有巨大影響，經濟學家重新考慮最低工資的社會價值，以及提高工資和失業率的關係。回想近廿年前香港商討最低工資立法的時候，不少反對者會以扭曲自由市場來否定最低工資，政府官員更曾批評最低工資「削弱勞動人口對改善和提升工作質素的積極性」，導致拖拉多年才終於能立法。到了現在，最低工資委員會仍有委員對最低工資抱持負面意見，聲稱調升法定最低工資水會令更多低薪職位流失。如果他們閱讀過卡特的研究，或許就會有另一番看法。

對更廣闊的政策辯論方面，三人的研究挑戰了當時的主流想法，正正提醒各界應該先放下固有思想，不要以為未經驗證的想法一定正確，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全民退休保障。上屆政府委託社會政策學者周永新研究退休保障，周永新與團隊制訂了老年金方案，由政府注資、僱主僱員共同承擔，全港長者受惠而方案可長遠持續。然而政府一口反對，浪費了學者心機，迄今只以公帑應付人口老化產生的開支，一樣削弱財政根基。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介紹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文件提到，三位得主「革新了經濟科學實證研究」，他們的研究方法更獲其他社會科學跟從，探究能力亦推動了經濟和社會政策。在香港，政府也聲言要推動實證為本的政策研究，但實情是否如此，社會不無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