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同意最低企業稅　只能是全球改革的開端

上周六（5日），七國集團（G7）財長於倫敦的高峰會最終達成了兩點有關於全球企業稅務改革的共識。首先是同意制定全球最低企業稅率於15%，然後亦同意對邊際利潤至少達10%的跨國企業按其利潤加徵一定比例的稅項。「加稅」是近年常見於經濟發達國家的詞彙。那「加稅潮」對全球經濟將帶來什麼樣的衝擊呢？

無論是這次由美國及G7帶頭所推動的全球企業稅，又或是近年歐洲國家對大型跨國科技企業加徵的數字稅，又或是美國拜登政府即將推出包括調高資產增值稅等加稅計劃，先進經濟體近年頻頻在討論「加稅」，這種景象是過去數十年經濟自由主義佔據主流時候較少看見的。

各種加稅證經濟自由主義失勢

在經濟自由主義中，政府是「低效率」的代表，錢交給政府倒不如讓企業自行處理，因為相信它們會更好更有效率地利用這筆錢。在這個理念下，政府只要能維持有限度的公共服務就可以，稅率當然是愈低愈好。就在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時，它的政綱一大賣點便是減稅。2017年美國政府推出近年最大膽的減稅方案，包括企業以至個人，可謂經濟自由主義的代表作。

不過，過度追求效率的經濟自由主義為社會帶來了貧富懸殊、經濟不公平等問題，近年這些問題深深地威脅到西方社會的政權穩定性。一些福利保障高的歐洲國家相對而言還比較好，但在美國貧富懸殊問題引發了都成為社會運動的基本動力。諸如黑人平權運動「Black Lives Matter」、新冠疫情等都反映了美國社會欠缺經濟公平，醫療與勞工保障相當欠缺。先進國家所爆發的加稅潮，無疑是應對這一系列社會問題的補救措施。市場雖然有效率，但它不會自行追求經濟上的公平正義，政府也許未必是最有效率，但必須要扮演更大「二次分配」的角色。而將富者的財產重新分配到貧者手中的第一步，便是增加稅收。

加稅滿足的是誰的正義？

對於大部分先進國家而言，增加稅收應對社會問題似乎是當務之急。這也難怪美國會推動全球最低企業稅，而同樣也是先進國家的G7大部分都爭相支持。對於這些國家而言，它們的經濟發展相對較好，也當樣受困於企業避稅的問題。但是所謂有人歡喜有人愁，很多不及G7發展度的國家對於全球企業稅都顯得無比擔心，難道這些國家都沒有貧富不均的社會問題嗎？雖然全球企業稅已經從最近美國提議的21%下調至15%，但諸如愛爾蘭、匈牙利等稅率仍然比之更低的國家對此無不表示擔憂。這些國家的市場及科技優勢較弱，除了降低稅率之外無法吸引外國投資。對於它們而言，加稅不是社會公平與否的問題，但卻是「均貧」的選擇。

從先進國家的利益看，企業少交了稅或是到避稅天堂交稅，是「自家的肥水流入別人的田」，才千方百計想將錢留下來。但對於一些發展度低的國家而言，先進國家坐擁巨大財富，例如推動全球企業稅的G7本身區區七個國家，佔全球的人口不過10%，但卻佔有全球31%的GDP（2019年），以及接近六成的全球淨財富（按瑞信2020年Global wealth report），這難道又不是另一種國際性的貧富不均嗎？

當然，發展中國家的需要並不應該成為企業避稅合理化的藉口，先進國家還有更多合理的方法幫助發展中國家。但在當下全球治理的時代，先進國家除了全球最低企業稅外，又能給予這些有需要的國家什麼幫助呢？美國以至於G7等先進國家，在全球疫情大流行期間出現各種自顧不暇，此後又囤積疫苗。此時美國總統拜登聲稱要重拾全球領導者的角色，他近日即將訪歐，並提到要由市場民主（market democracy）制定21世紀的貿易和科技規則，而非由中國或其他人制定。然而，美國和西方現時所能依仗的不過是G7這種富人俱樂部，這或許是當下西方對「全球」侃侃而談時最需要注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