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全球企業稅　經濟成果才能公平

美國拜登政府本月初提議與二十國集團（G20）合作，推出全球最低企業稅，終結「30年的企業稅逐底競爭」。美國的這項建議受到歐洲不少國家的歡迎，德國與法國財政部長朔爾茨（Olaf Scholz）和勒梅爾（Bruno Le Maire）以及IMF首席經濟學家戈皮納特（Gita Gopinath）便發聲明支持。本周二（27日），兩名部長在接受德媒《時代周報》網上版（Zeit Online）訪問時，再具體談及全球最低企業稅，支持盡快在G20協商並落地。

過去數十年，全球化及距國企業開始普及，在企業追逐利潤的資本主義原則下，不少企業留意到可以將公司利潤守移到一些稅率較低的國家或地區，減少其稅項支出。而不少國家或地區為了吸引跨國企業進駐，又主動調低稅率配合這些企業。企業避稅情況嚴重，40多年間，全球平均企業稅由40%下降至20%。當中，近年一些跨國互聯網公司由於業務彈性，能更有效地轉行利潤進行避稅。紐約大學商學院教授Scott Galloway曾在2018發表研究指，美國科網巨企FANG的繳稅率分別是蘋果的17%、Google的16%、亞馬遜的13%及Facebook的4%。

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原因

企業少交稅項，變相增加其盈利能力，刺激其股價上升。例如最近公布第二季業績的蘋果，純利大增超過50%，當中與其少交了稅不無關係。按蘋果公布的業績報告，首6個月除稅前盈利為615.9億美元，但預計交稅只為92億，佔比不到15%。低稅率雖然有助於企業盈利，但股價即使屢創新高，但受惠最多的只是那些本身已經極為富有的大股東資本家。

與此同時，稅率低下減少了政府收入，令政府能花費在基礎建設、醫療及失業救濟等社會保險、改善教育等的錢減少。企業避稅，客觀的結果是令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是以廣大低下階層的利益去支撐富裕階層的不公義行為。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下，貧者經歷在社會停頓下更脆弱，但富者卻累積下更大財富。去年底就有研究指出，自3月疫情打擊美國後，美國億萬長者的財富總共增加了一萬億美元，幅度多達34%。可以說，低企業稅是造成社會不公平現象的其中一個因素。

國家之間的政經博弈

美國提出最低企業稅，即國家可以向交不足最低稅率的跨國企業加徵稅項，變相杜絕了跨國企業依靠轉行利潤等方式避稅。當然，這件事也有國家之間的博弈成份。美國希望向企業加稅增加收入以應付拜登政府即將推出的基建計劃等大政府政策。法、德等國積極支持，也很可能因為兩國的企業稅都高於30%，它們本身就是低稅率競爭的受害者。一些國家以低稅率吸引跨國巨企，同時也是在侵蝕他國政府收入。不過即便如此，仍無法否認推動全球最低企業稅可以減少企業避稅，將利潤歸還至更有需要的人上，原則上是合乎社會公義的好事。

美國現時提出的最低企業稅為21%，略高於本港的法定利得稅16.5%，固然有可能會造成一些影響。香港除了要準備應付最低企業稅的影響之外，也應該明白，低稅率不是發展經濟的金科玉律。香港的競爭力不能過度依賴低稅率，這樣只會造成更嚴重的社會不公問題。香港要勇於放下「稅率愈低愈好」的想法，積極平衡商業發展與社會需要，讓經濟發展與社會兩者都能夠可持續地發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