凍結最低工資　港府愧對市民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周二（4日）宣布，「兩年一檢」的最低工資水平將會維持在每小時37.5元，是為政策實施10年以來首次凍結。然而本港經濟即使處於衰退階段，政府亦不應無視反對聲音，強行將商界意願強加於勞工階層，使貧富差距愈見擴大。

羅致光在記者會上表示，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建議，決定將兩年一檢的最低工資凍結在每小時37.5元。委員會認為香港經濟正處於深度衰退、失業率高企的宏觀環境，故在平衡工資過低、盡量減少低薪職位流失，以及維持經濟發展及競爭力的考慮下，才會有此決定。儘管本港經濟下行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但當局凍結最低工資的理據，以及無視勞方代表反對聲音，而不設法另覓妥協方案，同樣是惹人詬病，值得再三商榷。

基層凍薪可維持購買力？

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王沛詩稱，本港現有兩萬多人領取最低工資，而上次調整升幅已「跑贏」通脹，故基層被凍薪對其購買力影響不大。但如同中大社工系副教授黃洪所評論，若以這兩年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升幅10.4%來看，最低工資的升幅不但「跑輸」勞動市場的表現，更會讓社會的貧富差距愈拉愈遠。再者，綜合消費物價指數（CPI）僅是以住戶各項開支的平均值作依據，因此會忽略基層開支佔比較大的食品價格和租金變動。例如2018至2019年的食品價格升幅達9.9%；而同年私人和公營房屋租金升幅亦分別達3.1%和7.1%，兩者皆高於CPI的平均值，絕非如王沛詩所稱般影響不大。

調高工資必定流失職位？

早在政策生效前，當時已有不少反對者認為最低工資的額外成本，必定會削弱低技術勞工的就業機會。然而，這種言過其實的憂慮，不但早已被過去四次上調工資的效果推翻，反而僱主更有莫大誘因將額外的人力成本，透過調升貨品售價繼而轉嫁給消費者，故上調最低工資的新增成本，並非全然是由僱主負擔。縱然本港正在經歷經濟衰退，但最低工資的影響絕不能斷言誇大。

凍薪是大多數人的共識？

羅致光稱是次決定為「一個大多數的共識」，故政府覺得應該可以接受委員會的建議。然而「大多數」到底是泛指誰人，當局並無清楚說明。不過據勞聯表示，凍結一事其實並無獲得委員會任何勞方代表贊成，故只能勉強稱作勞工代表因在委員會勢力薄弱，遭僱主和政府代表「大石砸死蟹」，不但難以視之為「社會的大多數共識」，更不能代表300多萬打工仔的立場，反而更似是空有其名的「假諮詢」。

福利津貼可幫補工資收入？

羅致光除了強調政府已有不同措施改善基層家庭和低薪僱員的收入，同時亦指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可減輕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壓力。儘管局長指出自力更生與領取綜援並非二元對立的選項，惟現實卻非如此。即以單身人士個案申領綜援為例，即使政府近日已將豁免計算入息金額，由每月最高2,500元提升至4,000元，但資產限額仍設定在3.2萬。這亦使申請人難以保有若干積蓄，以應付突發開支，否則即要放棄社會保障，陷入兩難。再者，在政策的本意上，最低工資是政府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平衡僱主與僱員在勞動市場的議價能力差異，性質屬一次分配；反之綜援等社福政策，則是政府藉稅收重新分配資源的二次分配，與工資政策性質截然不同。而本港不少基層亦以自力更生為美德，拒靠社會福利過活，官員為什麼就不能讓他們得到更合理的勞工待遇？

還有其他可行出路？

在記者會尾段有人問及，政府有否考慮過「一年一檢」的安排，以便更準備地反映當時經濟情勢。但羅致光除了指出，「兩年時間實際上已經是很緊迫的時間表」，同時亦指「短期內再進行機械式的檢討，就頗大可能與勞工界的要求和意願剛剛相反」。但觀乎過去四次上調最低工資，其幅度大概都與兩年來累計的消費物價升幅相差不遠。這不但意味基層在調整期內需要「硬食」物價升幅，同時調整亦只是追回物價升幅。反之，若然政府有意為基層爭取權益，即使在經濟低迷時期，亦可以先作調整再暫緩一年執行，又或是承諾疫情過後立即檢討。這兩個方案都遠較強行將商界意願加於勞工頭上來得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