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如何達致社會穩定──與韓正商榷

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韓正日前接見港澳政協，除了重申訂立「港版國安法」的必要性，還強調香港有許多深層次經濟民生問題必須解決，「但解決有個前提是什麼？要有個安定的社會環境，沒有安定的社會環境，很多問題就提不上議事日程。」我們樂見中央領導人指出解決深層次矛盾對香港整體發展的重要性，只是認為上述言論的邏輯可能會被認為本末倒置，因此有可以優化的地方。

與其說香港需要穩定環境才能針對深層次矛盾進行改革，倒不如說因為沒有解決深層次矛盾，所以社會穩定才未能獲得根本保證。倘若中央希望香港長治久安，那就必須如中共常講的「正本清源」，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理清產生與解決問題的邏輯，繼而督促港府在行動上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不然，香港將失去一代年輕人，而暴力示威將成為香港的常態，「一國兩制」將因此而被視為失敗的。

《香港01》不厭其煩陳述與解釋香港的深層次結構矛盾，不僅希望香港社會尋求共識推動改革，也希望處理香港事務的中央官員認清香港社會問題的根本脈絡。去年3月韓正接見港區人大代表團時，讚揚香港連續二十四年獲評為「最自由經濟體」，《香港01》當時便指出這種評價絕對不妥，只會讓港府及社會精英繼續被這個所謂「榮譽稱號」迷惑，意識不到香港正在生什麼病，因而一再錯過改革的契機。韓正話音剛落，香港便爆發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反修例騷亂。如今他再就香港問題發聲，其觀點仍然像往年一樣有值得商榷的餘地。

香港的問題千頭萬緒，有人認為成因是欠缺自由民主，但我們對此說法極有保留，因為美國、法國也是號稱自由民主國家，為什麼還會發生「佔領華爾街」和「黃背心」運動？我們不只一次提及，香港社會動亂只是表徵和結果，其真正肇因在於源自英治時代、回歸後被特區政府全盤繼承的自由經濟「傳統」，在產業結構和分配結構上存在極大的不足。這個國際大都會表面看似繁華非常，實質上卻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房屋、醫療、交通、教育、安老、勞工保障等範疇都存在結構性弊端。市民的訴求得不到回應，怨氣不斷累積，社會不穩就是這樣發生的。

平情而論，港府確實極端不負責任，總以諸多藉口推卸主動領導社會經濟建設的重任。例如在住屋這個攸關分配結構和基本生活保障的問題上，政府的理據是土地短缺，但香港其實有超過4,000公頃閒置土地（當中逾1/4由四大地產商持有），只要港府擺脫「自由市場」的教條，不把土地住屋問題「外判」給地產商，果斷地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閒置土地，房屋供應不足的問題便可迎刃而解。韓正作為主管港澳事務的最高官員，應該敦促港府直接解決相關問題，把市民從高昂的生活成本中「解放」出來，從而為社會穩定奠定基礎。

港府的卸責同樣體現於拒絕大規模重組產業結構，而產業單一化使青年缺乏向上流空間，正是導致香港社會不穩的一大因素。香港的產業結構是畸型的──只有金融業和地產業，產業空心化非常明顯。一方面，金融與地產造就眾多超級富豪；另一方面，經濟結構脫實入虛，導致普羅大眾對GDP增長無感。韓正副總理除了主管港澳事務，還身兼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組長，因此他除了應該鞭策港府自強，督促對方在經濟治理上擔當「主導者」，亦要協調香港積極參與大灣區建設，讓香港借助區內其他城市的發展動能，推動自身產業改革，最重要是要確保普羅市民能夠分享到經濟融合的實利，不要重蹈「自由行」只有少數既得利益者獲利的覆轍——一個原本是利港的政策竟然受到年輕人強烈譴責，甚至成為加深陸港隔閡以及強化兩地矛盾的原因。

香港應該怎樣走下去，應該如何達致社會穩定，這是一個認識上的問題。港府不應再陶醉於所謂「最自由經濟體」的虛榮，更不應在自由經濟的教條下把怠政懶政合理化，否則這個香港人過往辛苦建設的家園只會繼續沉淪；而作為特區政府直屬上級的中央政府也要認清放任的自由經濟就是香港深層次矛盾的主要部分，不要再讓港府繼續誤判。如果中央和港府都在認識上深陷誤區，香港的民生困局勢必加劇，到頭來社會穩定就無法得到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