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意識形態歧見無助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爆發後，許多西方媒體如獲至寶，斷定中共威權體制是罪魁禍首，「吹哨者」李文亮醫生之死更被視為威權失效的象徵。平情而論，中共初期因淡化疫情而釀成大錯是客觀事實，但隨着特朗普等西方政客也犯下相同錯誤，致使疫情一發不可收拾，我們不應再以「民主vs威權」的二分法去解釋問題。截然二分是片面的，就連曾經提出「歷史終結論」（西方自由民主制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的美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亦在媒體撰文，以「打倒昨日之我」的口吻，指出國家能力和對政府的信任，是有效抗疫的關鍵。

許多人有一個誤解，以為民主國家必須遵從民意和嚴守法律程序，因而比威權國家弱勢。無可否認，民主國家確實受制於權力制衡原則，但不應忽視的是，在危機關頭，其行政部門可以非常強勢。

威爾遜與羅斯福

就以福山所舉的美國為例，威爾遜總統曾在一戰期間違反私有產權原則，把鐵路國有化；羅斯福總統在二戰時曾通過「租借法案」，繞過孤立主義源源不絕向歐洲運送戰爭物資；聯儲局在金融海嘯時積極救市，但幾乎不受國會監督。這些事例充份說明，縱然美國在危機之初或會反應較慢，但只要盡快「追落後」，其應對危機的能力未必遜於中國等威權國家。

問題是，為什麼特朗普政府今次卻這麼拙劣，以致美國無論是確診和死亡個案都是全球之冠——截至周五（4月24日），美國確診個案超過88萬宗, 死亡總數突破5萬人，按死亡人數計比另兩個受創國家西班牙與意大利總和還多。

福山沒有提及的醫療體制缺陷、社區防疫意識較弱（例如不戴口罩）當然是原因，但其提及的政府是否獲得足夠信任亦非常關鍵。人民是否信任政府，取決於前者是否相信後者具備才幹、專業技能，以及能否公正地作出最佳判斷，但美國的現狀顯然並不理想——特朗普上任後，美國情報機構、科學家屢屢受到總統公開羞辱。深得民心的防疫專家福奇（Anthony Fauci）據報亦與特朗普不咬弦。

反科學的特朗普

特朗普無視科學的態度更在疫情中表露無遺，近日他宣稱可以考慮向感染者注射消毒劑以殺死病毒，引起輿論譁然，迫使美國衞生部門出面提醒民眾使用任何治療方法前都必須徵詢醫生，環保部門與消毒劑生產商則指出消毒劑不可在人體內使用。特朗普又鼓吹抗瘧藥羥化氯喹（hydroxychloroquine）有助對抗病毒，但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與其唱反調，警告該藥物可能引起嚴重心律不正問題。

這就導致人民懷疑當局是否有能力應對疫情。對於最高領導人本身，整體民意似乎亦對其搖頭嘆息——除了無論特朗普做什麼也會繼續盲撐的35%至40%選民，他一直無法、似乎也無意爭取大多數人支持，未能體現「聚旗效應」，這點與威爾遜、羅斯福截然不同。

民選的特朗普表現不佳，證明以「民主vs威權」劃界是過於粗疏。貼近現實的觀察是，不論民主和威權政體在抗疫上均可有優異表現，前提是它們得到人民信任。韓國與美國同樣是民主政體，但前者的抗疫表現顯然較佳，原因在於總統文在寅得到人民信任，執政黨更在疫情中勝出國會選舉。又以威權的中國為例，許多香港和西方輿論經常嘲諷中國人「相信黨、相信國家」，但中國人「聽話」對應對疫情可謂非常關鍵，如果缺乏這種信任，那麼「封城」、強制小區管理等強硬措施根本難以實行，即使可以實行，亦會面對不少來自民間的阻力。

顯然，以不同政體去衡量抗疫表現是站不住腳的。與其沉溺於蒼白無力的「民主vs威權」二分法，何不實事求是，思考如何取信於民，讓他們在危機時選擇與政府同一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