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rtya Sen、Michael Sandel與香港

「二戰令人類明白國際合作之重要，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均誕生於1944至45年⋯⋯1940年代，英格蘭與威爾斯的男性預期壽命增加了6.5年，女性增加了7年，同類數字在1930年代分別只為1.2年及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rtya Sen在《金融時報》如此說，意思反映在其文章標題——〈封城可以帶來更美好的社會〉。

經濟學家Amartya Sen與上世紀政治哲學巨人John Rawls一樣關心公平正義，但其角度被視為更「貼地」，關注具體如何減少不公、收窄貧富差距。1998年他更憑對貧窮和飢餓的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這場世紀一遇之全球大疫症之中，Sen公開撰文，同樣以公平正義為核心關懷。

Sen：必須幫助困境者

封城、限足等措施是否過於高壓、剝奪自由，一、兩個月前已廣為討論。但印度裔的Sen以其祖國封城為例，直接指出了箇中造成的不公不義。「重點在嚴厲控制措施、突然間封城（包括列車和巴士），但很少人關心失業之工人或外勞，他們至為貧窮，離鄉別井。當然，社交距離可以阻截病毒傳播（這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措施必須配合補償安排，在收入、食物、交通、醫療需要方面幫助那些因封城而陷困境的人。」

其實，這又怎會只是印度的情況？對於香港，我們同樣看見有人（當中不少是白領）在家工作，生計不受影響，但亦有人收入頓失，例如的士司機，甚至被放無薪假或裁員，例如酒店從業員。病毒當然「不認人」，但因為工作和生活條件的差異，有些人或會更大機會感染，甚至所得的醫療也有差別；封城或限制措施也影響所有人，但不少基層的確首當其衝，甚至被打破飯碗。所以，當政府推出救市措施，包括動用數百億公帑「救市」時，這些政策不只是經濟層面，更包含道德價值——它有多重視社會公平？它能否真正幫助弱勢？抑或如社會批判般，「肥水」只流僱主手中？

Sen指出，二戰令英國人更關注醫療普及，戰後更有了首間NHS醫院，以此他寄望這場世紀大疫也能促成人類進步，在疫後改革社會流弊，「帶來更美好的社會」。問題是，我們那常被嘲為「離地」的官員是否也認知社會當前的不公、不義，及是否有以人為本的關懷，在疫後革新制度？

Sandel：打工仔貢獻良多

在疫症中寄望社會改革的，還有Sen的哈佛同事、以《正義》一書聞名的政治哲學家Michael Sandel。4月13日他在《紐約時報》刊登〈我們是否同舟共濟〉，指出他認為當前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作為公民，對社會上的其他人有何責任？」

由美國醫療的付者能用，到頂尖大學的學生多數是富家子弟，Sandel指出在績效主義下，各人視一己所得為個人成就，對其他人的需要愈漸漠不關心，政客照顧的也是高學歷、較有經濟能力的選民。然而，一場疫症席捲全美，帶來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在這場危機中，很多重要的工作都不是需要大學學歷的，諸如貨運司機及工人、速遞、警察、消防、維修工人、水務渠務、超市收銀、倉務、醫護、醫院職工、看護。他們沒有在家工作、Zoom網上開會的奢侈。他們正如在超負荷醫院工作的醫護那樣，冒着健康風險，讓我們可以留在安全地方。除了感謝他們，我們也應重構經濟和社會，讓這些打工仔得到更多薪酬和認同，反映他們貢獻的真正價值——不只在危急關頭，也在日常生活如此。」

誠然，社會貧富不公，其中一個原因正是第一次分配失衡。行業和職位之間所賺取的當然會有差異，我們並非要一個「做又36、唔做又36」的社會，但差異是否合理，卻是值得疑問的。難道一個日做12小時、勞累得腰酸背痛的清潔工人，就不配得更多的收入嗎？為什麼半世紀前美國的企業高層收入是員工的20倍，近年卻已擴大至超過300倍？為什麼有些人能夠「炒樓收租」置富，賺得打工仔幾年加起來也沒有的收入？這些問題值得我們反思。而反思過後，如何令社會資源分配更公平、正義，政府責無旁貸。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這場疫症中多番強調，政府必須保障勞工權益，摒棄「滴漏經濟思維」，更要以此為教訓，在勞工保障、工資工時甚至稅制改革上大刀闊斧，讓香港能夠成為更公平、正義的社會。經濟學家分析了，政治學家提醒了，從政者是否願意聆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