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事務】體制慣性根深柢固 夏寶龍駱惠寧面臨挑戰

從「地方老將」駱惠寧出任中聯辦主任，到副國級國家領導人夏寶龍兼任港澳辦主任，不少人心頭的疑惑是：此輪人事調整搭建的「超強班子」，真的能改變以往中央治港系統的亂局嗎？究竟是「事在人為」，還是「事」本身早已因體制慣性形成了路徑依賴，使得「人」即便努力作為，也因為體制慣性而力有不逮？

遲變總比不變好。治港系統更換主事人及調整結構，雖然有些「遲變」，但至少為突破原來的治港思路和做法提供了一個契機，總比「不變」好。只是，在這樣的變化面前，也不要低估原來的體制慣性，在強大到每個群體已然都神受影響的固有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利益結構面前，人事之「變」要帶來治理之「變」，推動北京治港工作突破原來的體制慣性，跳出已有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換位思考，絕不容易，何況建構原來治理格局的很多人還在繼續發揮着影響力。

中央治港工作會不會因為駱惠寧、夏寶龍上陣就徹底改弦更張。能否打開新局面，關鍵不是某個人，而是關乎一個體制的本質問題。其實，這次治港系統人事調整，說到底也是體系之變，而非簡單的人事變化。道理不難懂，可在具體問題面前，人們往往又不自覺地跳入了原來的「陷阱」中，希冀通過某個人事調整來扶大廈之將傾，而且各方看上去都理直氣壯，卻又都不同程度地扮演着鞏固體制慣性的「幫兇」。

就拿反修例風波來說，不管是特區政府、建制派，還是非建制派，以及普羅大眾，每一方都有各自的「慣性」：特區政府依然奉行着近乎原教旨的資本主義制度，依然相信政府無為而治才是最好的治理，所以依然樂此不疲地將「香港連續二十五年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當做耀眼的成績輪番拿出來炫耀；建制派因普遍支持「一國兩制」、擁護基本法，原本可以成為促進下情上達、監察施政成效的有效力量，可卻自甘淪為港府的執政聯盟，與既得利益集團深度捆綁，對於港府施政過於言聽計從而少有獨立主張，最終失去了香港多數民眾支持。

再看非建制陣營，則早已跳入了「兩個凡是」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具體來說，凡是中央支援的，他們就反對；凡是中央反對的，他們就支持。其中鮮有考慮「怎麼樣才是真的對香港好」，即便如此，他們總能挾「民意」而令特區政府，乃至令中央。而對於香港普羅大眾來說，原本應該表達更切實的訴求，卻被「真普選」等政治議題所困，以為只要有了期待的「真普選」就能改變香港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以為只要「林鄭下台」香港就能煥然一新。

香港之外的中央治港系統，又何嘗不是在既定的體制慣性之中？至少處於一線的中聯辦便多年來始終是建制的一部分，對反對派的鬥爭思維從未改變過，與香港民眾缺乏溝通、聯絡，成了港人口中的「阿爺」。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就是香港的現實。雖然改變香港原來的社會政治與利益結構才是香港得以真正再出發的大前提，但以上這些「慣性」最終導向的，不是原來結構的破冰，反而是原來結構的強化。這是駱惠寧和夏寶龍接下來治港面臨的巨大挑戰。

鑒於此，中央必須在認清香港現實的前提下，批判性認識之前的治港思維和方法，尤其是認識到之前治港失誤的真正和本質原因，要有放低姿態檢討和反思的勇氣。雖然「體制慣性」很難短期內破除，但至少應該繃緊這根弦，避免被不自覺的「慣性」牽着走。對香港各方「體制慣性」的深入認知，也能幫助中央更好地理解香港，從而避免沿用過往的「敵對思維」導致最終將香港多數推向對立面。這應該也是中央所以選擇駱惠寧、夏寶龍兩位和香港原來並無太多交集的政治官員的原因之一。

此外，中央治港團隊也要切實意識到，在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頭，香港問題早已不再是香港問題，《逃犯條例》這朵小浪花最終演變為一場政治海嘯，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而要理解其中的必然性，就必須跳出香港來理解香港問題，因為香港背後是中美，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兩股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較量，不管香港願意還是不願意，都不可避免成為前沿陣地。反修例風波的偶然發生不過是催化劑，加速了中美兩個大國、中西方兩種體系的碰撞與對抗。以前和以後的香港，都處在這樣的衝突前線。

因應治港體系變化，中央今後或將有更多人事層面的大動作，甚至可能將港澳與台灣事務合併，打造「一國兩制」領導小組這樣的超級班子。但萬變不離其宗，這裏的「宗」，就是「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必須與時俱進，化區隔為融合，化被動為主動，化消極為積極。事實上，中央也只有帶領香港走出結構性困局，也才有為「兩制」台灣方案提供可資參考的範本。而要做到這一點，克服「體制慣性」形成的障礙，是切實且緊迫的關鍵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