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蹉跎已久　應從五里霧中走出來

抗疫應以科學為本，不應與政治混為一談；社會應該尋求共識，而非互相撕裂。這兩個道理看似顯淺，但我們往往因為盲點而看不清問題。法律學者戴耀廷再在媒體發表文章，內容似是回應「01觀點」早前的批評，實際卻仍然將抗疫與抗爭混為一談，有如給社會一個反面提醒。

他人之錯無法解釋自身錯誤

「01觀點」早前指出防疫是個科學問題，所謂「性命尤關」，不應該讓政治決定防疫工作如何進行，並提及法律學者戴耀廷的論述有其不當之處。戴耀廷後來撰文指出，其他人也在政治化防疫工作。但不論是否如其所言，也不論還有什麼人將政治與防疫混同，別人的錯誤無法合理化我們自己的錯誤。政治化防疫就是錯誤，有如有學生違反學術誠信，然後解釋其原因是因為其他同學也犯規，也無法掩飾其錯誤之性質。戴耀廷是大學教授，理應明白這個道理。

再者，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為例，他說的是既要打好抗疫戰，也要打好選戰。先不判斷中聯辦應如何看待立法會選舉，但說要兩方都做好，並不等如將兩者混同。事實上，駱惠寧在多個場合都指抗疫應該以科學為準，批評有人將抗疫政治化。

防疫是體制問題不能先驗論述

在這次新型肺炎中，許多人將疫情出現歸咎於政府的人禍。戴耀廷也指出疫情有人禍，稱其為體制問題，但卻沒有詳細解釋。出現疫病是不幸，處理不當是人禍。就此，香港政府處理疫情的確反應略為遲緩，但亡羊補牢之舉仍是有之。港大傳染病學者袁國勇也稱除了早期反應比較慢之外，至今為止的防疫政策大致上合乎科學概念。我們都不是傳染病學者，為何認為一己之見解會較專家袁國勇更貼近事實？

我們的社會對政府抱有很大的不滿，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當我們以為政府「不聽民意」，或內地政府專制就是導致疫情爆發的關鍵成因，那就很可能是先入為主的偏見。例如戴耀廷指出疫情嚴峻是體制問題，似乎認為民主體制就不會有疫症問題。然而觀乎日本、韓國兩國處理疫情的手法，兩國皆是民主體制，疫情卻相當嚴重。尤其是日本，不單單是疫情嚴重，當局由處理「鑽石公主號」的方式，以至於岩田教授被「滅聲」，甚至多方證據指出官方為了壓低確診數字而不做測試。這例子不代表「民主體制」會產生問題，或是「非民主體制」就沒有問題，但說明了我們無法以「民主」或「不民主」去看防疫政策是否合乎科學及成功。偏見是任何人都有的，但能否以事實反思偏見，就看我們能否虛心。

公民自救有極大制限

在這次疫情中，政府初期反應遲緩，以致失去應有的領導力，民間許多人鼓吹建立公民社會自救。「公民社會」是個理想，當然沒有人會反對。但若以為單依靠公民就能抗疫或者處理香港問題，便是過於理想化的想像。如果公民社會真的足夠，那為何還要有「封城」、「封關」、「停課」、「派錢」這些公共政策？無論是抗疫也好，以至於處理香港各種問題也好，民間的力量是有限的。社會應該群策群力，督促政府走向改革，而非沉醉於一個自救的理想世界中。

更甚者，當我們說「公民」的時候，這個「公民」理應包括所有人，而非變質為互相排斥或衝突的情況。但在香港當下社會嚴重撕裂的局面下，「公民自治」的理想在現實執行中很可能只會深化矛盾，無助於為香港找尋出路。近日，有民主派區議員向市民派口罩，被「民情」所影響而決定不派予警察宿舍的居民。這種操作正正是所謂政治凌駕於科學，對抗疫沒有幫助。我們已指出過，如果警察宿舍的居民患病而且沒有口罩，病毒同樣有機會傳染區內其他人，不會因政見而別。如果片面的「公民自治」真的成為現實，而疫情因此無法受控，那就真是名符其實的「人禍」。

建立公民社會，往往比我們想像中複雜和艱難。真正的公民社會能夠良性互動，促進共識，使社會得以前行。在「黃藍」撕裂的香港，我們可能以為自己的陣營就代表了整個公民社會，或以為用「選舉」這個形式就可以解決撕裂，但現實卻證明事情並非如此簡單。以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為例，獨派主導了議會，甚至舉行獨立公投，但他們得到的支持票數卻未逾人口一半，統派也發起杯葛選舉，最終各執一詞。香港既未修補「黃藍」撕裂，所謂的民間自救很可能變成「黃色民間」與「藍色民間」的對決，兩者互相杯葛，對香港自是「人禍」。由此可見，要解決香港問題，比我們想像中複雜得多。即使如憲政學者戴耀廷般，也可能想得過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