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什米爾危機難解　「以色列化」添煩添亂　

周三（27日），印度駐紐約總領事查克拉沃蒂（Sandeep Chakravorty）在一場私人活動中，向喀什米爾的印度教徒（Pandits）表示，當下在查摩及喀什米爾邦（Jammu and Kashmir）發生的政治危機，可透過「以色列模式」解決，並續強調把該地一分為二，套用以色列的殖民區政策為藍本，助早年因戰亂逃離的印度教徒重返家園。
查克拉沃蒂斷言「如果以色列人民能做到，我們也能做到」，但遺忘了1940年代英國急忙把托管地巴勒斯坦拋到聯合國後，分割方案不但未能為以巴雙方帶來和平，反而更燃點起五次中東戰爭。若將查摩及喀什米爾「以色列化」，其後果大多亦將有如加沙和西岸的人道災難，移師至斯里納加爾（Srinagar）上演。

本來，印度憲法第370條和35A列明，查摩及喀什米爾邦可在聯邦中，享有特殊地位和較大的自治空間（金融、國防、外交歸中央政府），並嚴格限制非喀什米爾人不可成為當地永久居民和擁有財產權。可是，八月上旬，印度宣布廢除查摩及喀什米爾邦的自治地位後，隨即惹來區內佔多數的穆斯林人口不滿，並爆發騷亂，迫使當局需要頒布宵禁令，切斷當地與外界的通訊和上網服務，近四個月後局勢仍未見緩和。

自印度和巴基斯坦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後，喀什米爾地區一直是兩國核心的主權爭議。1947年英國撤軍後，本想保以中立身分立國的喀什米爾，隨即遭到巴基斯坦出兵干預，使其轉投印度的懷抱，望能換取新德里支持，出手干預政局。儘管聯合國安理會在1948年要求該地在「去軍事化」後，舉行公投決定前程，但受大國政治的影響下，公投不但無從現實，而印巴雙方更根據停火線，分割並自稱管有該地的主權。後來敵對兩方更在1965年、1971年和1999年發生軍事衝突，使喜馬拉雅山脈地區成為了南亞的火藥庫。

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即使諳知潛在的危險，仍恃着人民黨（BJP）在國會佔大多數議席的優勢，單方面收回特殊地位，實屬危險的民族主義手段。在8月8日的電視講話中，莫迪表示此舉有助阻止分離主義及恐怖主義，並認為當地的「主流民意」與印度其他地區一樣，樂見有新發展與更多就業機會，就此可見廢除憲法只是全面管控的第一階段。不過，若新德里未來有意套用以色列的殖民區政策到當地，後果只怕是毀滅性的衝突。

以色列方案令中東持續不穩

1947年，不少非阿拉伯國家因對數以百萬計猶太人在二戰時被「工業化種族滅絕」感到同情，在聯合國大會上表達通過第181號決議，將巴勒斯坦一分為二，撥給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定居，並欲以「政治分立、經濟合一」的計劃，解決殘存百年的猶太人問題。問題是，儘管那時成立以猶太裔為主體的民族國家思潮，已成猶太復國主義者、以至國際社會的主流共識，惟同時早有微弱的聲音預示，這種由外力促成的分割方案，不但難以促成以巴兩族和平共處，反倒會燃點起激進的民族主義，埋下暴力種子。

從遠因而言，過去80多年來中東的軍事衝突，其實也是激進民族主義的產物。聯合國在未有尊重周邊國家的意願下，確認以色列的獨立地位後，兩者在互相猜量和蔑視下，已在1948年至1982年期間發生過五次中東戰爭，以及大大小小的恐怖襲擊，但鮮血卻未能為政治問題帶來出路，反而更使雙方仇恨加深，墮入萬劫不復的暴力漩渦。更甚是，以色列迄今已養成一種歇斯底里的預設政策思維，認為只能透過不斷對外擴張，方能確保國家安全，而殖民區政策就是由此洐生的代表作。

1967年的「六日戰爭」後，以色列以一連串的殖民政策，將巴人手中的土地強搶回來，美化為猶太人「定居點」，將原居者趕至指定區域生活。法律上，雖然國際法院（ICJ）已裁定殖民區政策是非法擴張，但對以色列來說，容許巴人回歸原居之地，會改變國內的人口結構，影響猶太民族在以色列的主導地位。在此考量下，以色列不但早已無視巴勒斯坦人的歸鄉權，更不下數次蔑視聯合國對其政策的譴責。

如今喀什米爾鎖城已將近四個月，仍未見動亂有何解決之道，查克拉沃蒂的意見只會火上添油。從逾半世紀的以巴衝突可見，若一國本存在着涇渭分明、互有敵意的民族，「以色列模式」不但難以視為政治解決之道，反而更會激發極端民族主義，鋪平了戰爭的道路。以和平為目標的負責任領袖反而應汲取教訓，着眼於如何促成跨民族共融，而非單純地以一刀兩斷的分割，以偏坦、分化和爭鬥滿足單方面的狂熱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