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老而不懵　核戰危機尚未遠離人類

年邁88歲的蘇盟最後總統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周一（4日）接受BBC莫斯科分部訪問，表示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局勢持續升溫，而各強國擁有核器的情況，更使世界陷於「巨大」危險中。他同時認為，莫斯科和華盛頓在20世紀的對抗，現今已被新型的永久戰爭狀態取代，故所有人必須明確指出銷毀核武的重要性，以「拯救自己和地球」。
蘇聯解體後，戈爾巴喬夫的聲望呈兩極化，遊走在「叛徒」與「聖人」之間。但若只論裁減核武的功過，戈氏不但有輩分和資歷點評江山，眼光亦能跳出傳統國家安全的思維，以人類整體福祉作判斷的依據。因此，在核戰看似已遠離報章頭條和大眾幻想之時，戈爾巴喬夫重提廢除核武的重要性，實非危言聳聽，而是再次提醒世人——核戰的危險一直都存在。

作為丟掉蘇聯帝國的歷史罪人，戈爾巴喬夫在國內外的聲望好壞參半。國際上，戈爾巴喬夫提倡美蘇兩大超級強國化干戈為玉帛，不但為他贏得了1990年諾貝爾和平獎，更結束了兩國長達近半世紀的對峙。可是，戈爾巴喬夫無力駕馭國內的派系爭鬥和經濟改革，不僅使他在1991年的聖誕節辭去總統職務，後來更使承繼蘇聯的俄羅斯差點爆發內戰，經濟陷入一片混亂。不過，即使外界的評價有如此兩極化的現象，也不應否定戈爾巴喬夫在冷戰時裁減軍備和核器的努力。

相比美國總統特朗普於2月宣布暫停履行《中程導彈條約》（INF），重啟軍備競賽，戈爾巴喬夫當年和美國時任總統列根簽定《條約》的背景值得重提。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過後，美蘇雙方按秘密協議，分別撤出部署於南歐、東亞和西歐的中程導彈，但因軍備技術的提升和欠缺互信，雙方的軍備競賽不久便於70年代重現火苗。由於西德和法國皆不願看見歐洲大陸，成為兩大超級強國的戰場，故西德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牽頭，敦促美蘇舉行談判，以免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博亦愈演愈演。

戈爾巴喬夫促成裁軍

美蘇的談判當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過逾百次工作會議，才能就裁減軍備達成協議，終使列根和戈爾巴喬夫在1986年於冰島會晤時，同意分階段消除歐洲所有中程導彈，並於翌年在華盛頓簽署《條約》。《條約》不但將歐洲大陸最危險的核武移除，規定美蘇須銷毀全部所有中程導彈、發射裝置和輔助設施，同是國際上少數能夠制度化軍備數量的協定。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承繼《條約》之責任，奈何雙方多年來的善意和努力，最終卻在特朗普指責俄國違反《條約》下而付諸一炬。

即使世人已非活在冷戰時，被導彈對準家門的日子已成過去，但當下國際情勢絕非較從前安全。其實美國退出INF前，已再現軍事化的先兆。2002年小布殊主政時，美國退出1972年美蘇簽定的《反彈道導彈條約》，連帶去年特朗普執意退出的伊朗核協議（JCPOA），不論是本身已擁有核武，還是自覺被核武威脅的國家，兩者皆會因勢力平衡改變，而重新投放更多資源到國防上。一如美國正式退出《條約》後，北約秘書長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已表明，北約「將以謹慎和負責任的方式作出回應，並繼續確保可靠的威懾和防禦」；而俄羅斯總統普京則強調，將參照美國的導彈技術，發展軍備，「直至俄國將可靠地抵消這威脅」來作回應。在國際關係爾虞我詐的本質看來，當一紙依靠國家信用來作抵押的《條約》亦被作罷，後果自然是重啟軍備競賽。

核戰思維縈迴未散

尤有甚者，雖然核戰的威脅已離開人們的日常幻想，但以核器作軍事平衡的思維，卻由冷戰至現在從未更改。問題是，這種以軍事技術，而非人性化的考量，完全忽略了國家之間擦槍走火的機會。假設美俄雙方皆有足以毀滅對方的核武，當一方受到攻擊時，不論何等理由，受攻擊的一方皆會以相同，甚或更強的武力還擊，使預期結果會升級至保證雙方完全毀滅。理論上，這種「相互保證毀滅」的嚇阻性和平衡點，只是建基於雙方均要避免遭滅絕的意願，才會誘使雙方在對峙中找到平衡。

可是，在戰爭的熱潮和迷霧中，所謂的「國家理性」其實亦只是人類所作的決定。在國家安全受威脅時，他們同樣會在政治盤算中，做出假設、推敲、結論和犯錯。1995年，挪威與美國的科學家安多亞火箭發射場（Andoya Rocket Range）發射一枚搭載科學儀器的探空火箭，卻被俄羅斯的雷達誤判為美軍潛艇發射的飛彈，使得俄羅斯的防衛單位隨即陷入核戰戒備狀態，而當時任總統葉利欽（Boris Yeltsin）接獲警報後，亦已開啟了核按鈕手提箱，大戰一觸即發。儘管最後是虛驚一場，但當時兩國民眾的存亡，以至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可能性，其實只取決於葉利欽一瞬間的判斷。

冷戰結束近三十載，但其思維不但尚未成為過去，恫嚇對方的手段亦依然存在，只是世人在歌舞昇平的生活中，漸漸遺忘從未過去威脅。毫無疑問，核武的確是人類史上最無謂的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