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未FC先Share——「真相」死因聆訊（二之二）
自六月引發修例風波以來，香港不但充斥假消息，而且許多人也放棄求真，可謂已進入「後真相時代」。若為「真相」召開一場死因聆訊，不難發現，兇手是我們每一個。
少女為示威者提供性服務、泛民議員牽頭在元朗鬧事、警察在荃灣投擲氣油彈、警察在地鐵站打死人……這三個多月，與警察和示威者相關的傳聞有增無減，部分言之鑿鑿，聲稱為「朋友的朋友」之言，部分則有相片和影片「為證」。
平情而論，許多人也知道這些都是未經證實的傳聞。它們沒有足夠事實基礎，也在社會廣泛流傳，因為正如前文指出，很多人已經對當前政治衝突有立場，容易先入為主地詮釋未經證實的資料，以符合我們的既有定見。
然而，我們作為資訊的接收者，將傳聞信以為真是一回事；將傳聞轉發出去，有分發布未經證實的消息，卻是另一回事。近月，許多人不只是傳聞的接收者，更是傳聞的發布者。當中許多消息至今尚未核實，甚至已經澄清為錯，可見我們都有分散播謠言。
社會蓬勃但未夠成熟
常言「謠言止於智者」，但要做個「智者」中止傳聞，原來不容易。其中一個原因在於，自六月以來，我們目睹這場政治爭議如何演變成社會衝突，並對政府、警察和示威者的責任等，有非常強烈的見解，所以當出現相關消息，我們便急於轉發，以此表達一己聲音。在一方面看，這是公民社會蓬勃的表現，即許多市民也關心公共事務，熱烈談論；但在另一方面看，這也反映公民社會不夠成熟，許多人轉發傳聞的時候不加核實，令社會充斥真假資訊，叫人眼花撩亂。
在上個世紀，社會資訊的發布仍然由電視台、電台、報章報導等傳統媒體主導，傳媒有「守門人」之稱，透過核實等工作為資訊把關，使新聞報道普遍有公信力。惟在廿一世紀，愈來愈多人不信任傳統傳媒，近年民粹政客更標籤傳媒報道「假新聞」，令傳媒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無可否認，不少傳媒有其立場，部分更見偏頻，但我們要做的不應該是推動傳媒進步嗎？可惜，許多人因噎廢食，索性放棄傳媒，轉而以社交平台或所謂的「民間記者」作為資訊來源。作為一個理念，「民間記者」是資訊年代的必然產物，便利資訊收集及傳播；但現實操作中，並不容易嚴謹核實資訊。面對社會重大爭議，情緒及立場更影響我們的判斷。最終我們看見的現象是，如真似假的消息充斥於網上世界，即使來自「民間記者」或稍有公信力的KOL，也會「炒車」。
嚴謹FC第一手來源
由此可見，「真相」在香港陣亡，死因在於我們「未Fact Check，先轉發」的習慣。許多人轉發消息時不諱言「未FC」，而不嘗試核實或質疑內容，做法不負責任。也有些人以為消息只要加上「已FC」，或來自受歡迎頻道或KOL，便為可信。但所謂核實資訊，必須知道其第一手來源。資訊源頭若非有名有姓，至少也應該是有公信力的二手來源，例如某些電視台或報章的往績證明其可信，即使其匿名引述消息人士，也有一定公信力。若資訊來源多於一個，而且互相獨立，消息便更可靠。
這些看似顯淺但不易實踐的道理，稱為「媒介資訊素養」。在資訊爆炸的互聯網時代，如何判斷資訊是否可靠、如何閱讀主流和社交媒體等，均為學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2008年起，便在全球推廣「媒介資訊素養」。經常自詡資訊發達、走得前的香港社會，其「媒介資訊素養」不足的問題，在是次「真相之死」中可謂表露無遺。
或許有人認為，政治人物牽頭漠視真相，滿口謊言，社會才放棄求真精神；也有人以為，只要散布有利己方的消息，不管其為真或假，也能贏得更多人認同。這種盤算，其實相當危險，因為當社會進入後真相年代，最終遭殃的必然不局限於某一方，而是「大家都輸」：社會捨棄事實、「真相」陣亡時，便再沒有人能夠有立足點批判謊言或強權；誰人有影響力、有權力，便能夠編造有利自己的論述。正如耶魯歷史學家Timothy Snyder在其暢銷著作《暴政》中指出，後真相是法西斯的前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