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爭議 社會怎樣漸行漸遠？
不少人也看過一幅圖畫。鏡頭之中，左邊的人要以「刀」傷害右邊的人；但鏡頭以外的現實中，卻是右邊的人在傷害左邊的人；攝師影的手放在攝師機的控制桿上，象徵傳媒決定怎樣呈現真相於社會。這幅圖畫經常引起我們的共鳴。一方面，它形象化而具體地說明了媒體如何影響我們對真相的理解。更深層次而言，它意味了有些人只是被偏頻的媒體影響，而只要他們知道鏡頭以外的事實全貌，便會「清醒」過來。
當社會面對爭議時，我們經常抱有這種想法。例如「黃絲」會認為「藍絲」看得太多無綫新聞和「藍絲page」，才會對警察涉嫌濫用武力的「惡行」視若無睹；「藍絲」則相信傳媒在美化暴力，年輕人深受荼毒。
無可否認，反修例觸發的這場風波，以至多場社會衝突，不同媒體有不同的呈現，「黃絲」和「藍絲」仿如活在平行世界之中，各自認為是對方看法偏頻。但這種說法只能解釋部分現象，很多問題卻仍懸而未答：資訊唾手可得，「黃絲」要接觸「藍絲」資訊或「藍絲」要接觸「黃絲」資訊，是相當容易之事，為甚麼他們沒有被對方的媒體說服，甚至愈行愈遠 ？即使社會出現分歧，甚至人活在各自的同溫層之中，分歧愈來愈大、社會走向兩極化的現象，又當如何解釋？
故事由連登改制說起
或許，可以由這場運動中最異軍突出的連登說起。這個討論平台近來對「P牌」（新用戶）加入了不少限制，包括不能夠正評或負評帖文，在一段時間內也無法知道新帖文的正評或負評數目。因為六月以來愈來愈多人知道連登是戰略重地，可以塑造輿論，所以有這些新措施限制新用戶「帶風向」的能力。但我們有否想過，正評或負評文章，其實怎樣跟輿論走向相關？
早在1940年代，社會學者已提出「兩級傳播」理論，指出資訊的傳播往往由意見領袖先帶起，隨後社會大眾才追隨他們的意見。一般而言，有權威或影響力的人，其意見較能引導風向；或如中國人所說的「有麝自然香」，有見地的言論自然成為主流。但在現實中，事情並不這樣簡單。2006年三名社會學者曾經訪問逾萬人，要他們從完全不認識的音樂中，挑選出比較高質素的。研究發現，當受訪者知道有些音樂較多人曾經點擊下載後，便傾向認為那些音樂較出色，然後形成循環，令那些音樂獲得愈來愈多人肯定。這個音樂實驗說明，某些言論只要「贏在起跑線上」，率先吸引一定支持，便較有機會在社交媒體大世界中突圍而出；風行與否，跟其內容質素未必成完全正比。
究其原因，或許在於資訊爆炸的年代，我們未必能逐一客觀判斷不同言論的高與低，因而不得不參考其他人的評價。「人云亦云」固然是個貶義詞，沒有誰會自認這樣沒主見。只是在現實環境之中，為了更有效率地消化資訊，一定程度的從眾效應只怕難以避免。
同溫層的感性與理性
研究人類行為的哈佛大學法學教授Cass Sunstein近年出版《#Republic》一書，剖析社交媒體如何令社會分歧加深。其解釋「同溫層現象」的一章亦提及一種從眾心理，值得我們警惕。簡而言之，就是人在同溫層之中，較常採取與其他人一致的主流立場，以獲得其他人的認同。這種說法當然毫不新鮮，1974年的經典傳播學理論「沉默螺旋」便曾提出相似的觀點，即社會的少數為了避免與主流格格不入，因此傾向默不表態，少數和主流在聲勢上的對比隨之加劇。桑斯坦可以說是反過來看，從眾心態如何令人在同溫層內附和主流意見。
但另一方面，同溫層內的立場固化並非只是心態作祟，也有其理性一面。毋庸置疑，大多數人都懂得以事論事，基於現有的資料歸納出合理的立場。只是在同溫層之中接觸到的資訊，都是由相同立場的人所提出、分享的，因而較容易得出某個立場，即使理性的人亦會如是。對於原本不太確定的人，在同溫層內感受到那種主流氣氛，及接收到那些澎湃的資訊，立場自然更加明確。
向好方面看，要從接收到而有限的資訊中歸納出立場，是合理不過之事；但若然一不小心，思考系統懶惰下來，以為「你所看到的就是全貌」（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即犯了大忌。心理學家Daniel Kahneman在著作《快思慢想》中，便以縮寫「WYSIATI」來形容這種直覺性思維的特徵。這種思維雖然省時省力，但若然我們忘了其局限，對同溫層以外的資訊不再抱開放態，它就會好事變壞事。
突破同溫層又能怎樣？
很多人會說：「不，我有看同溫層以外的資訊，只是不被說服。」有一個實驗，或許能帶來啟示。2003年美國時任總統小布殊攻打伊拉克，不少人應該也記得他的理由是，薩達姆政權擁有大殺傷力武器。兩名學者找來兩組人，同樣先讓他們閱讀支持大殺傷力武器之說的報道，後給他們澄清此說不實的資料。結果是，原本政見傾向自由派的受訪者始終對小希殊有保留，而傾向保守派的人即使閱讀了新資料，也不改原本對小希殊的支持，甚至更加堅定。
為甚麼更正資料，也未能改變人的立場？心理學有「偏見同化」（biased assimilation）之說，指人一旦有了既定立場，就傾向將不符合原本框架、挑戰固有立場的資料，嘗試「搓圓撳扁」，用各種解釋方法令其與原本的立場一致。再者，不少研究也發現，資料或證據由相同立場的人拿出來，抑或另一個陣營提出，也會影響人的接受程度。因人廢言的現象，可謂相當普遍。若是如此，我們便能理解為甚麼「黃絲」提出有少女被布袋彈打傷眼睛時，「藍絲」不會採取最直接的解釋，認為是警察失手所為，而用各種較為複雜的方式解釋，例如眼目罩的布袋彈是後加上去的，例如是示威者的彈珠擊傷這名少女。連見多識廣的人近日也訴諸種種曲折的解釋，恰好說明「偏見同化」的心理何等難以避免。
進一步問，如果不只是接觸到其他資訊，而是與另一個陣營展開對話，這又能令我們找到共識嗎？原來也不一定。假設現在有數名應徵者，其中一人的條件超卓，正常的人也會認同應該聘請他，然後將這數名應徵者的資料分散成三份，負責聘請的三人各自只得部分資料，要靠討論來決定花落誰家，那他們會挑選出條件超卓的那人嗎？類似的實驗有不同變奏，結果大同小異，就是他們作不出最明智的決定。原因在於參加者未能全面而持平地交代手上的資料，而會添加個人立場和詮釋，有一定程度的避重就輕。
客觀對錯或價值分歧？
當然，研究和實驗並不是給共識與和諧判上一個死刑。相反，那是在提醒我們要如何避開思維和心態陷阱。唯有意識到同溫層的局限，才會願意向外踏出第一步；唯有明白到詮釋資訊的主觀偏見，才自覺有需要追求更客觀持平。當做到這幾點，社會便有望釐清事實，並以此為基礎尋求共識。
說「尋求」共識，而非「達成」共識，因為沒有人能保證社會一定有共識。畢竟在釐清客觀事實後，人還是可以在不同價值之間取捨，支持不同的做法。社會心理學家Jonathan Haidt在《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指出，人有五種道德基礎價值，分別是關顧、公平、忠誠、尊重權威和宗教感。每個人對於各個價值有不同的重視程度，形成不同的道德組合（moral matrix）。於是，面對同一個客觀事實和處境，我們也可能對於應該怎樣做等道德問題，有不同的答案。
這不是訴諸道德相對主義，認為世界沒有是非對錯之分。不，很多事情也有道德對錯、合理無理之分。但是在部分問題上，的確可以有多過一個合理判斷，多過一個合情選擇。若果這種說法是恰當的話，那幅指出傳媒鏡頭偏頻的圖畫，便不足以解釋社會陷入分歧的所有原因。反而「奈克立方體」（Necker cube）能形象化地提醒我們，有些情況下是兩種觀看方式都有理可持。只要別人是基於事實和合理的推論，哪怕結論與己不同，我們也不用視之為敵我對立。社會可以存在分歧，甚至很應該存在分歧，但它並不用因此而撕裂。
相關報道：社會撕裂 「黃」與「藍」的平行世界上文部分刊於第176期《香港01》周報（2019年8月19日）的《社會漸行漸遠 由連登改制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