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乃大勢所趨　應檢討員工加薪公式

因《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引發的社會動盪已持續將近三個月，繼8月5日全港大罷工之後，網民也在醞釀9月2日再次「三罷」。事實上，今輪社運出現了本港自回歸以來首次全港規模的政治性罷工，也令社會關注到一個問題，即公司究竟是否有責任負上這些「社會責任」呢？

經過八五罷工之後，不少市民發覺《基本法》雖列明香港居民有罷工權利及自由，但實質法例給予的保障仍極其有限，只要有足夠通知或代通知金，僱主仍可合法地解僱罷工員工，令許多人感到憤憤不平。
不過，許多時候法例規定是來自當時社會對於公平正義的觀念。在香港，社會上普遍認為在自由市場的私有財產制度下，企業管理層和員工都是股東擁有人的僱員，對其負有直接責任，因此當股東願望是在符合法規的情況下盡量多賺錢，僱員便須按照股東的意願來經營業務，才合乎法律規則和道德責任。

表面看來，僱員在受僱的情況下透過罷工等方式表達訴求，有如減少股東回報，未必合乎其作為僱員的責任。不過，正如「01觀點」早前指出，美國181間企業召開的圓桌會議後聯合發表〈企業宗旨聲明〉，重新界定了自由市場體制的目的，是為所有人創造好的工作、強大永續的經濟、創新健康的環境，以及經濟發展的契機。
具體地說，企業之所以能夠安穩地賺錢，貢獻盈利的絕不僅僅來自股東擁有人的投資和決策，同時也應該歸功於恪盡職守的員工、運作良好的基建、和諧友善的社會、廉潔而具公信力的政府，以至共同認可的價值互信和國際形象等等。一旦上述這些條件遭受破壞，損壞的並非只有社會，更包括企業的營商環境。因此在邏輯上，社會責任與企業盈利掛勾，克盡社會責任也等同於捍衛企業盈利。

在經過觀念轉換之後，法例上保障僱員的更多權利例如政治性罷工等，便非天方夜譚。過去多年勞工薪酬大多跑輸於企業盈利和GDP增長的陳年痼疾，也並非沒有解決的契機。回顧過去二十年，香港GDP由1998年的1.3萬億增至2018年的2.8萬億元，增幅近1.2倍，但同期一般打工仔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僅由1998年首季的10,000元增至2018年首季的16,400元，增幅只有六成四。
歸根究柢，就是在股東利益至上的原則底下，員工薪酬在公司財務報告當中只會成為企業經營的「成本」，與股東的利益是相矛盾的。但如果企業承認貢獻盈利的並不只是來自股東的投資和決策，更包括員工的創意及勞動價值，甚至將員工也視作企業持分者之一，那麼為員工提供更能反映勞動價值的薪酬，以至投資培訓和教育，那麼投資員工本身就有助於促進盈利。
舉例來說，現時不少企業在進行年度薪酬調整時，只參考該年度的通脹率。但如果只按照通脹率調薪，僱員所得的購買力不變，等如假設了該名員工對公司的貢獻較前一年不變。這種做法不但無助於鼓勵員工精進，更忽視了員工的勞動效率增長貢獻。早在多年之前，本地經濟學學者曾澍基便曾撰文指出，工人階級的加薪不應該只令其報酬追得上物價變動，而必須讓他們的生活獲得實質改善，而改善的程度則以勞動效率的增長率作為標準。

所謂勞動效率，是指本港GDP的固定價格數值，除以年內平均就業人口而得出的，其增長率自然就是每一年的勞動效率與前一年的比較。因此合理的加薪率就是通脹率與勞動效率增長率的相加，在此前提下，打工仔的薪酬增幅才不至於被GDP增長率拋離得太過遙遠。也唯有如此，才能令打工仔的利益與本地經濟增長的關係更形密切，否則政府一再羅列經濟數據勸喻市民勿生「攬炒」心態，實屬緣木求魚。
當然，曾澍基的公式並不一定是最好的公式，企業可視乎各行各業自身的狀況釐訂更實用的計算方法。然而，可能也正因為如此，在法律難以規範的情況下，過去多年來，設計出一個更能夠反映打工仔貢獻的加薪公式都「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隨着近年愈來愈多企業在理念上認同「社會責任」與「企業盈利」能夠掛勾，並非沒有改變的契機。港交所在2016年年初，亦將《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中的一般披露責任由建議披露提升至「不遵守就解釋」，當中就包括披露對員工有關的待遇及福利資訊等。
故此，社會應該施加壓力，要求上市公司在「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當中披露如何透過薪酬反映員工的勞動增長貢獻，例如披露有關公式。社會也可以透過企業披露的資訊，制訂良心企業名單。甚至運作不透明或有違社會責任的企業，社會可考慮整理名單、展開罷買或罷用服務運動等。儘管政策上難以強制企業改革，但只要善用社會壓力，未嘗沒有撥亂反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