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國際環境動盪不安 港人須有道路自信
最近一連串事件發生，令社會上有些人擔心香港的「國際地位」搖搖欲墜，包括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引起多國駐港總領事表達憂慮；香港被捲入中美角力漩渦，各界憂慮獨立關稅區地位喪失；德國發放難民資格，使被刑事指控暴動罪後棄保潛逃的前本土民主前線召集人黃台仰及成員李東昇成為回歸以來首兩名獲海外政府接收的政治難民。
自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以來，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溫，炮火四濺，國際環境動盪不安，不少市民可能覺得香港恍如怒海孤舟，須在驚濤駭浪中掙扎求存。這個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未來究竟會在國際間扮演何種角色，令不少人感到迷惘。坊間有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國際化」的香港逐步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大灣區香港」，此消彼長，暗示香港將「內縮」，「淡出」國際舞台，「東方之珠」亦難再閃爍。然而，我們必須指出，此說法看似有理，實際上只是混淆視聽之見。
市民必須撫心自問，香港之所以是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依然被普遍定義為「國際都會」，其具體內涵究竟指什麼？如果是說人口和語言更多樣化，則香港顯非如此。從人口結構來看，香港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華人社會，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高達92%是華人。比較之下，新加坡雖大致上也是華人社會，但華人只佔大約四分之三，馬來人和印度人超過兩成。語言方面，香港是廣東話主導的城市，高達88.1%港人的母語為廣東話，新加坡人在家中的常用語言分布較為平均，分別有英語（36.9%）、華話（34.9%）、馬來語（10.7%）及其他中國方言（12.2%）等。
羅列這些數據，並非為了說明兩地有優劣之別。相反，從中可清晰看到，如果光看語言和人口結構的多樣化，新加坡遠比香港「國際化」！但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相信沒有多少人會同意，香港的「國際化」地位已被新加坡取代。
更何況，許多港人眼中的「國際化」，其實也與多樣化談不上有多大關係。不客氣地說，他們眼中的「國際」，並不包括正服務香港數十萬家庭的外籍家庭傭工，不包括在香港落地生根的南亞裔人士，也不包括曾經在駐港英軍服務的尼泊爾裔啹喀兵後代，主要指的是「西化」，對外關注的也僅是歐美國家對香港的認可程度。因此，部份港人會輕信香港的「獨立關稅區」是美國的恩賜，必須重視美國國會通過的《香港關係法》；因黃台仰受到德國庇護，就簡單推論香港的司法制度出現問題；李柱銘等民主派元老不同意修訂《逃犯條例》，就遠赴英國、美國「告洋狀」。
事實上，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源自二戰後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在中方同意、英方支持下，香港於1986年開始成為獨立關稅區，並作為創始成員參與世界貿易組織，一直獲得國際社會廣泛認同和接納，並非美國可單方面剝奪，而《香港關係法》只是一份立場文件，什麼實惠都沒有，其實是美國政客喜歡站在道德高地玩的政治秀，是口惠而實不至的最佳案例。
意識形態偏見影響判斷 二元對立思維實不可取
直截了當地說，要搞清楚香港的國際地位，不能只談空洞的「國際化」而不討論其實質內容，否則只會被有心人用作宣揚特定意識形態、弄虛作假的工具。如果說香港的成就在於「國際化」，其內容也應在於獨立的司法制度，奉行不設壁壘的「自由港」貿易政策，開放的金融體系，社會多元化及高度自由的環境，而且是中西方在過去一百多年的主要交往城市。以上幾點作為香港面向國際社會的身份和功能，相信是絕大多數香港人，以及大部份國家都會同意的事實。過去數十年的經驗，也證明了這確實是奠定香港繁榮穩定的基石。
在此前提下，試問今天到底是哪一國主動破壞經濟全球化，築起關稅壁壘，迫使他國就範，擾亂多邊貿易的秩序呢？全世界都知道，答案是美國。部份港人可能不願面對一直被其奉為圭臬的美國竟會「精神錯亂」，甚至直接威脅自己建立的國際秩序，故而在香港的定位上迷失方向，甚至被誤導以為沒有了美國的祝福，香港就不再「國際化」，甚且淪為落後的「大灣區香港」。
平心而論，美國早前單方面要求香港不要違反美國針對伊朗的制裁，拒絕讓載有伊朗石油的油輪停泊香港港口，香港如何能接受？香港在此事件中真正面臨的抉擇並非在中、美任何一方「選邊站」，而是應否違背長期堅守開放貿易的核心價值，以迎合美國的單邊主義、參與其地緣政治的冒險行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就此事回應稱，香港將履行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要求的相關制裁，而安理會沒有就伊朗出口施加任何限制，故不擬跟從。在強權壓力之下，港府能夠不隨風搖擺，是十分得體且恰當的應對。
只可惜，部份港人不惜扭曲議題並煽風點火，將其描述為港府在中美貿易磨擦下，削弱香港的「自由港」形象和「國際化」程度。這種觀點似是認為接受美國的「長臂管轄」就是「自由的」，不遵從就是脫離了「自由陣營」。如此顛倒是非黑白的膚淺評論當然不值一駁——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議》，德、法等歐洲主要國家拒絕跟隨，就是很好的參照對象。但這種說法之所以在香港有市場，根本原因是殖民地思維作怪，只從膚淺的「西方中心論」來定義「國際化」，一旦遇上國際紛爭，只知道盲目地以英美等傳統自由主義國家馬首是瞻。
這種意識形態偏見同樣表現在黃台仰事件上。社會上有一種觀點認為，黃台仰和李東昇棄保潛逃之後成為德國的政治難民，代表德國認同二人若回港將受到迫害，對本港的司法獨立投下不信任票。事實上，香港人無從知曉香港的司法是否獨立嗎？為何個別國家的政治決定就會讓港人失去自信？德國從來都有代表派駐香港，對黃台仰案件的來龍去脈斷非毫不知情，何以當初沒有表態？當然，香港應尊重德國的決定，但香港警方也該繼續追捕這兩名涉嫌干犯暴力罪行的逃犯，更必須強烈要求德國尊重香港的司法制度。
黃台仰聲稱，他申請庇護時向德國官員指出，在香港不斷被跟蹤，母親亦曾收到警告。他為什麼不在發生這些事情時報警或離開香港，而是等到政府起訴他才棄保潛逃？我們深信香港的司法體系有足夠能力助他解決人身安全受威脅的問題。
不少政治人物經常表達「擔憂」香港在回歸後司法獨立受到傷害，但二十多年過去，如今李柱銘、吳靄儀等仍在執業的法律界重量級人物，親身參與本地司法運作，理應最清楚箇中三味，他們又是否敢公開站出來，宣稱香港的司法制度已非獨立？或者，他們只會在以後的二十年繼續表達這種「擔憂」。
港人認清三大核心價值 內外處事始有定海神針
必須強調，在動盪不安的國際環境下，香港社會更應認清自身角色以至香港必須堅守的核心價值，如此才能如風中勁草，即使難免隨風擺盪，但在關鍵立場上始可持守對外（國際社會）和對內（中國內地）的定位與應有態度。
舉例來說，在《逃犯條例》修訂上，港府處事確實拙劣，破壞與社會大眾的溝通與信任關係，可謂自作自受。但我們若理性地思考，難道香港與內地的緊密政經交往與制度聯繫——包括香港證券市場超過一半的市值屬於內地企業，無數香港人將積蓄投資於此，賦予香港獨特地位的《基本法》本源於中國憲法，「一國兩制」亦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決定——竟然等同不屑一顧的兒戲嗎？一些政客玩弄市民憂慮，盲目鼓勵區隔陸港聯繫，特別是經濟和司法聯繫，這不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偏見嗎？
反對政府的某項政策並不是要否定整個政府。事實上，只要我們對本港的核心價值擁有自信，相信香港的司法制度、社會自由及開放政策，那麼諸如《逃犯條例》修訂的爭議，雖然意見極端紛紜，但關鍵只會歸結於一點，即能否制訂出一套制度及程序，確保在引渡逃犯時，香港法院被賦予充分的審查權力。
我們要再重申，「國際化香港」和「大灣區香港」毫無衝突，甚至是相輔相成的，全體市民以至香港政府應該恪守香港的核心價值，並擁有自信，包括港府要有魄力帶領香港成為大灣區的龍頭城市，有信心與其他城市共同發展，繼而助大灣區成為新型國際化的榜樣；香港市民必須認清香港的定位，擺脫二元對立思維，避免中港矛盾不幸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更不要教條和機械化地認識西化與國際化的差異。
這些都是香港持續成長過程中的挑戰。試想想，昔日香港能夠憑藉自身的努力由一個小漁村轉化為國際都會，他日為何就不可以背靠大灣區的強勁經濟與創新動能，突破經濟發展的樽頸，持續強化自身的國際聲量和地位，讓這一顆「東方之珠」再次在中西方交匯之處、以更高層次的視域引領兩大文明，再創人類歷史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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