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社會怨氣再次大爆發　政府應設獨立委員會調查成因

自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以來，不覺間已過去將近五年。不少市民誤以為在經過政府強勢遏制之後，香港的社運動能已大為減弱，現屆特首林鄭月娥在2017年上任之初，迄《逃犯條例》風暴之先，其治下的香港也確實予人風平浪靜，甚或市民已對政治議題趨於冷感的假象。
更何況，自去年陳凱欣擊敗李卓人，於九龍西立法會補選獲勝以降，政府及建制派正式坐擁大權，泛民影響力式微。惟「01觀點」早已指出，政府不應以此沾沾自喜，如果官員不改變政治理念上的偏差、執行上的無能，全面執政只不過是將其無能進一步袒露人前，造成管治危機。如今看來，竟不幸而言中。

社會危機升級　須了解背後成因
 
回想五年之前，示威者佔領馬路已造成社會上激烈爭論。但五年後的今天，已無人再討論佔領馬路是宜或不宜，甚至示威者本身也不再如傘運一般，糾結長期佔領，而是主動選定時機，以一日甚或一夜為單位，即日「三罷」動員、佔領、包圍、衝撃；而警方運用的武力也明顯比傘運升級，單6月12日，就發放了超過150顆催淚彈、20發布袋彈及數發橡膠子彈，數量遠超過整個傘運期間。
 
社會衝突矛盾不斷升級，政府不應再將頭埋在沙中，而忽視背後的社會深層次矛盾。事實上，早在2016年旺角騷亂過後，社會就有聲音要求政府為事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檢討衝突爆發的深層次原因，而非只對犯眾進行刑拘。可惜時任特首梁振英凡事以鬥爭為先，鼠目寸光，不顧社會長遠發展的需要，拒絕成立調查委員會。梁振英當時認為不能將旺角騷亂中60多名「暴徒」的極端行徑，放大到全社會問題。如今看來，他只不過是將社會怨氣積壓，禍延他人，實在不值得取法。
 
回顧過去港英時期，每逢社會發生較嚴重的騷動，政府多會設置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發生原因、對社會影響及改善建議。舉例來說，在1956年造成大約60人死亡、逾300人受傷的「雙十暴動」，事後的檢討報告分析了當時的社會狀況，尤其是導火源頭——徙置區的人口密度「大約必為世界上最密之地」，若有交通失事、口角相爭，即可有過百人聚集，若數分鐘內不處理好衝突，可集結以千計的人群；此外，該處又聚集了一群為中國時政所害、被迫逃鄉來港的國民黨支持者，他們的生活水平頓挫，一旦發生亂事便如乾柴烈火，自可想見。
 
除了「雙十暴動」，更為社會熟知的則有「六七暴動」。事緣1967年5至12月香港左派發動對抗港英政府的行動，由工人運動漸演變成土製炸彈襲擊，傷及無辜平民百姓的暴動，造成1,936人被檢控、802人受傷，51人死亡的嚴重社會動盪事件。在亂事未完之時，時任港督戴麟趾已下令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傳召示威者和訪問逾300名被定罪者，寫成長達167頁的《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報告書）。

政府建立認受性不可依賴個人能力　須與市民建立實質聯繫
 
報告書留意到15至25歲的青年人是騷亂的活躍分子，故特別研究青年政策、調查參與者的動機及前因後果。在「騷亂的教訓」一章，又探討在政治、經濟、教育、住屋、社區政策方面，市民所面對的困境及壓力，為政府提供改善建議；更開宗明義地指出，政府中央集權，缺乏下情上達的機制，與市民有隔閡，特別是年青人對香港無歸屬感。
 
雖說今天的香港與「六七暴動」時已是不可同日而語，但我們仍可注意的一個共同點，是政府同樣面臨認受性危機。我們必須指出，一個政府要有認受性，並不能只視乎個別政府首長的能力，而是政府須確實承擔起民生責任，與市民建立實質的聯繫，如此其「認受性」才有堅實基礎。在港督麥理浩（任期1971年11月至1982年4月）治下的70年代，就吸取了「六七暴動」的教訓，開展各項公共及社會政策計劃，如推行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建屋計劃、社會福利五年計劃、醫療服務擴展，以及籌建集體運輸等等。
 
香港自回歸以來，港府推動「小政府」治港方針不遺餘力，但其遺毒除了讓市民民生深受其害，同時政府亦自戕其「認受性」。港府如要重建與市民的信任和聯繫，更應藉着這個機會，進行深入調查，了解與市民「相看兩厭」的原因，並對症下藥，則未嘗不是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