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討論眾聲喧嘩 港人不應再沉默下去
今年4月，深圳市原常委、副市長張思平的著作《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改革開放的新篇章》（下稱《新篇章》）出版。對於香港市民來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稱《規劃綱要》）過於「務虛」，仍不知所云；香港官員礙於公務員思維，不慣於作出宏闊的政治想像，對於大灣區規劃仍未見積極。雖然張思平早已離開官場從事研究工作，但他曾位居管治階層，其建言仍然彌足省思。
大部分港人素來以河水不犯井水的角度理解「一國兩制」，大灣區很自然被視為香港「被規劃」的實據。更有甚者，部分香港官員只能夠從最粗淺的層面理解灣區理念。官員短視、市民不知所適，香港在大灣區規劃繼而進退失據。
在這格局下，張思平的著作不失為一張激發思考的藥方。《新篇章》所界定的大灣區規劃與一般港人的理解截然不同。港人會認為，《規劃綱要》極其量只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翻版」，但如《新篇章》所言，灣區的理念不只可以從經濟等硬實力層面理解，也可以從法治、文化等軟實力層面理解。
認清大灣區新機遇
壯大本地優勢產業
先說經濟層面，《新篇章》以專章就大灣區金融大書特書，並提出香港在大灣區金融發展應有「主體和核心」作用，在鞏固既有優勢同時，在再保險、債券市場等方面繼續發展。
香港在中國是金融產業的先行者，優勢明顯。但與此同時，香港也面對產業單一的問題。過去，前特首曾蔭權雖然提出發展文化及創意產業、教育、私營醫療、檢測認證、環保工業以及創新科技六大優勢產業藍圖，但實踐卻乏善可陳，在創新科技上被深圳遠遠拋離，在教育、醫療產業上停滯不前，昔日遙遙領先的文化及創意產業，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香港要往何方走，應制訂怎樣的產業政策，已是迫在眉睫的問題。可惜的是，政府仍目光如豆，雖揚言發展創科，至今仍然未見任何實際成果，前年24名在港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更加繞過港府致函國家主席習近平，批評香港創科發展落後，請求中央支援。
政府言之鑿鑿要發展創科，成效尚且如此讓人瞠目結舌，其他產業的發展自然慘不忍睹。《新篇章》提到，香港其實在教育產業、醫療產業大有可為。先說教育，書中明確指出，香港理應成為大灣區以至全球的教育樞紐，單是廣東省每年到外國留學的學生就數以萬計，年花費逾20億元人民幣，如果能夠將30%的學生引導來港，必然有助壯大香港的教育產業。
張思平對香港教育產業的前景抱有信心的原因有二：其一，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已經有數間在國際排名二百大以內的專上學院，與澳、美、英、加等留學熱點差別不大；其二，是珠三角地區的語言文化相近、交通便利。也許對於港人來說，20億元人民幣只是小數目，但考慮到香港大專院校已達致國際水平，吸引的學生應來自全國以至世界各地，發展教育產業帶來的利益，應遠不止於此。
在醫療產業方面，《新篇章》提到，香港的醫療制度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其他大灣區城市借鑑，他更建議香港的醫療機構在大灣區其他城市設立各種性質的醫院，這與《規劃綱要》的建議如出一轍。在打破大灣區醫療壁壘的前提下，他進而提出讓香港的醫院管理層進駐內地醫院，提升管理質素。他的建議有兩點啟示：其一，是香港醫療制度對於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居民來說，具信心保證；其二，國內求才若渴，香港醫療人才不愁出路。
在這個趨勢下，本地醫療產業必然大有可為，政府理應在本地增設更多私家醫院。過去，醫療產業裹足不前，主因是公營醫療體系人手捉襟見肘，進一步發展牟利為本的私家醫院，問題將變本加厲。另外，業界也深恐增加人手會供過於求，政府也因之一直未有完善醫生人手規劃，更遑論發展第三家醫學院。但是，大灣區醫療體系互聯互通，將創造龐大的醫療需求，政府不應作繭自縛，而是要主動出擊，為港人尋求出路。
規劃軟硬兼施
港人應「同化」內地
官員交不出具體方略，市民自然不知所適。中港過去的隔閡，更讓港人視大灣區規劃為洪水猛獸。必須承認，內地的一些管治手段過於粗暴，港人對之反感屬理所當然，而內地的人權、法治也尚有極大的改善空間。然而，誰也不能否認回歸前後，中港兩地的經濟、文化、人口交流均甚為密切，就算沒有大灣區規劃，兩地也絕非河水不犯井水。既然交流是不可避免的，港人與其學作鴕鳥，倒不如主動認識，甚至以自身的經驗，影響中國內地。
《新篇章》所界定的大灣區，並不止於坊間所理解的「經濟灣區」，還有「政治、文化、制度灣區」。在張思平眼中，經濟與政治、文化、制度並非涇渭分明，因為前者的發展，其實有賴於後者。他強調，大灣區規劃不應只重硬實力，更應着重人的精神、文化、權利保障等軟實力。他認為在法治、財富保障，甚至自由平等、多元包容等地方，其他大灣區城市均需要向香港學習。
具體而言，在法治方面，《新篇章》明言，其他大灣區城市要做到三點，其一，是確保政府依法行政；其二，是確保司法獨立、公平、公正；其三，是學習香港，改革司法機制，實現粵港澳大灣區居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樣地，在財產保障方面，《新篇章》也明言要師法香港，依法保障居民的住宅房產權，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家的財產權，合情合理合法地解決民間資本發展時遇到的障礙。他更進一步說，粵港澳大灣區仿效的對象是紐約、東京等灣區，如果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公民自由權利也保障不到，大腦的思考都沒有自由的話，又談何建設一流灣區？他更指出，大灣區應該在公民的人身自由、表達自由、學術自由三方面讓每個居民實現基本自由。
也許《新篇章》只是一家之言，不能全面代表內地官員的看法。然而，他的說法對港人也有兩點啟示：其一，經濟發展與法治、人權相輔相成，舉例來說，保障私有產權，必然有助促進市民逐利、營商，加快經濟發展，港人假設內地的法治人權將一成不變，其實不切實際。其二，港人常認為大灣區是「同化」香港的手段，問題在於，無論大灣區規劃推行與否，交流也是不可避免，與其孤芳自賞，倒不如以自身經驗，「同化」周邊城市。
扭轉重商輕民格局
新規劃應全民得利
當然，從《新篇章》也可以窺見內地官員的局限。《新篇章》很強調香港的角色，並言香港一直從內地的經貿協議中取利。問題在於，社會除了官、商，還有人民。我們須問的是，多年以來，到底是誰從經貿協議中得利？
的而且確，回歸後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增幅甚巨，由1997年的27,330美元增加至2016年的43,681美元，甚至超越了日本這亞洲發達國家，但港人的實質工資增幅，卻微乎其微，回歸二十年來，中低層僱員扣除通脹因素後的薪金幾乎原地踏步，累計增加只有7.8%。在一般市民眼中，中港之間的經濟合作，只帶來了自由行，令街道、車廂更擠迫，不但未有為他們帶來好處，更帶來生活困擾。
在這前提下，推進大灣區發展必須考慮香港普羅百姓的感受，單憑空闊高深的理念、經濟效益，根本無法說服市民認同規劃，一些影響香港民生福利的倡議更勢必惹來極大反響。
《新篇章》中不乏開放香港公營設施予其他大灣區城市居民的倡議，例如讓本地中學招收內地學生，開放公立醫院予內地居民使用。也許在內地官員眼中，香港的社福體制已算完善，但考慮到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已經超過部分發達國家，社福資源卻依然緊絀，大灣區社福制度互聯互通，只能是宏遠的理想，而非迫切要做的事。
其實張思平在著作中也提到，大灣區規劃不應忽視民間社會組織的作用，甚至建議要學習香港經驗，尊重灣區內社會組織的民主自治。換言之，要推動社會進步，不能單靠上而下的規劃，更加有賴下而上的公民社會參與。正因如此，推動規劃時，必須要從香港普羅百姓的角度考慮。
《規劃綱要》出爐數月，不少港人覺得它只是泛泛之談，不需重視。《規劃綱要》確有很多不足之處，例如過於着重商界利益，而未有指明對基層會帶來什麼益處，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綱要必然是提出指導意見，而非提出具體方略。而正正因為綱要「務虛」，才能夠讓大灣區11個城市因時制宜、因地制宜。
張思平這部14萬言書，有極大篇幅與香港有關，這一方面反映香港在大灣區必然有重要價值，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香港的規劃至今仍幾乎是白紙一張，才有空間大書特書。正當各省各市就大灣區眾說紛紜、眾聲喧嘩之際，港人對規劃的理解卻顯得片面。如果港人不願「被規劃」，那就應該盡快參與討論，就綱要提出建言，只有這樣，才能讓香港在改革開放的新篇章中，繼續擔當一員要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