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智庫調查　折射香港窮人地獄真相

早前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公布《全球生活成本調查報告2019》（Worldwide Cost of Living 2019），香港首次在該調查中「榮登」榜首，與新加坡和巴黎並列全球生活成本最昂貴的城市。
回想今年1月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將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時，香港政府隨即沾沾自喜，發新聞稿以官方名義表示歡迎。但最近香港被EIU評為全球生活成本最貴的城市時，港府卻默不作聲，裝睡到底。
香港政府這種「報喜不報憂」的鴕鳥心態，令人側目。「01周報社論」曾批評中央政府尚且會在工作報告中自我檢討，查找不足，但我們甚少在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中看到港府高官坦承過失，自我反省的態度。面對民間疾苦，官員們不是視若無睹，就是耍弄小聰明，運用語言「偽」術文過飾非，這種管治心態只會離市民需要愈來愈遠。

香港生活成本貴絕全球　損害長遠競爭力
 
該調查報告已連續進行了逾30年，EIU每年兩次針對全球133個具有代表性的城市，超過160類產品服務的400多項價格指標展開調查，包括飲食、衣服、家庭用品、租金、交通、水電費、私立學校、家務服務和娛樂費用等。報告舉例香港一公斤麵包平均價3.91美元、一支330毫升啤酒平均價1.77美元、女士剪髮平均價112.1美元，以及男士兩件頭西裝平均價1,874.65美元，當中西裝價格較十年前升幅接近120%。
 
報告認為匯率波動是構成排名變化的最主要因素，由於港元與美元掛鈎，而去年美元走勢強勁，導致香港生活成本對於企業外派人員來說，形同上升。但對於本地的普羅大眾來說，也並非絕無相關。即在聯繫匯率下，由於政府不能通過上調港元利率促使匯率上升來打擊通脹，因此面對經濟及資產市場暢旺的環境，本地物價上升情況會更為嚴重。
 
最近適逢美國聯儲局在當地時間周三（3月20日）宣布議息結果，決定維持利率不變，又預期今年不加息，明年亦只會加息一次，同時計劃5月起放慢縮減資產負債表的速度，9月底停止縮表。這等同延續2008年金融海嘯後的「量化寬鬆」政策，國際流動資金將繼續泛濫，從而推升資產價格。對港人來說，最感切膚之痛者莫過於房地產價格高處未見高，遠遠超出一般市民可負擔的水平。

在EIU的調查報告中，雖有跟蹤不同類型的房產價格，但此次並不將其納入生活成本指數，其解釋是在不同的城市選擇相同的住房是不可能的。不過，這並不代表房產價格與生活物價無關。早有學者指出，香港雖行簡單低稅制，但由於政府採用高地價政策，最終導致市民和各行各業面對昂貴的生活成本，等同市民其實一直都在非正式地繳交「隱藏稅」。
 
上述量化寬鬆、聯繫匯率和高地價政策的三大宏觀背景，是造成現時香港生活成本貴絕全球的重要因素。由此觀之，政府經常宣傳簡單低稅制讓香港的營商環境更具競爭力，其實不盡不實，例如香港是全球三大生活成本最貴的城市中，唯一沒有徵收銷售稅的城市，但物價卻不見得特別便宜。簡單低稅制雖可能方便公司節稅，但人才本應是競爭力的根本，在高昂的生活成本環境下，試問又如何吸引海外人才願意留港，甚至成家立室，長期為香港作出貢獻呢？

香港窮人反較富人面對更大通脹壓力　港府必須正視問題
 
有評論引述《財政預算案》，指2019年通脹預測為2.5%，水平相對健康。但如果我們觀察過去的通脹數據，例如政府統計處公布的《消費物價指數年報》，可以看到在物價上升的大環境底下，窮人所承擔的壓力往往較富人更大。
 
在政府統計處年報當中，除了「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外，還會按住戶開支範圍的多少，分為甲類、乙類及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甲類消費物價指數是根據大約50%香港住戶的開支模式計算，每月平均開支在5,500元至24,499元之間；乙類消費物價指數是接着30%住戶的開支模式，即每月平均開支在24,500元至44,499元之間；而丙類消費物價指數則是再接着的10%住戶，每月平均開支在44,500元至89,999元之間。
 
對愈窮的人來說，食品、住屋、電力、燃氣及水等牽涉基本民生的範疇，在整體消費物價指數變動所佔比率就愈大。與2017年相比，2018年整體消費物價指數增長為2.4%，但唯獨甲類住戶是高於平均通脹水平的2.7%，乙類和丙類都是低於平均的2.3%和2.2%。如果仔細看「租金（連差餉及地租）」部分，這情況就更是明顯，甲類住戶2018年租金指數按年變動率達3.6%，遠高於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3.1%，亦高於乙類和丙類的3.1%和2.4%。
 
至於丙類比甲類高的情況也不是沒有，但範疇比較不牽涉基本民生消費，例如丙類住戶的煙酒通脹為1.8%，高於綜合指數的1.3%和甲類住戶的1.5%。而包括旅遊費用和醫療服務收費等的雜項服務，丙類住戶通脹水平為2.6%，亦高於甲類住戶的1.2%和綜合指數的2.1%。

但是在基本民生消費的部分，香港的情況卻是市民愈窮，反而要面對更大的通脹壓力，是造成諸多社會矛盾的根源，有賴政府承擔起資源再分配的責任。但過去香港政府多年來最熱衷的工作，莫過於是「一次性紓困措施」，包括公營房屋租金豁免、差餉寬減、電費補貼和考試費寬免等。政府統計處數字顯示，即使將上述「一次性紓困措施」納入計算後，甲類住戶面對的租金升幅壓力仍然達到3%，遠高於平均水平的2.3%，以及乙類和丙類的2.3%和1.7%。
 
值得留意是，在所謂「一次性紓困措施」後，丙類富戶面對的租金指數升幅壓力由2.4%減至1.7%，減少了0.7個百分點；而甲類窮人則只由3.6%減至3%，減少的幅度比富戶更少了0.1個百分點。面對上述數據，實在教人不得不質疑，政府所謂的「紓困」究竟是紓了誰之「困」？港府究竟何時才願意面對社會現實，切實提出政策應對，而不是一再利用所謂一次性措施愚弄社會，得過且過，然後每年繼續引用美國傳統基金會的報告自詡「自由經濟」，卻無視被掩蓋在自由光環底下社會嚴重不公的醜陋面目。此掩耳盜鈴的做法，徒然令人齒冷而已。